法家政治思想的特点
何谓\法家\？中国古代社会\法\与\刑\不分，孔子\德主刑辅\，荀子的\治之经，礼与刑\，以及当时社会的\刑不上大夫\等等，都是\法\与\刑\不分，而在\法家\理论中，\法\的真正含意是\刑\，因此，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家\与其叫\法家\，不如叫\刑家\。特别中国古代社会的所谓的\以法治国\的思想，并不是现代意义上\法制\理论，中国古代社会的\法家\与其说是\以法治国\，不如说是\以刑治国\，这种\以刑治国\的理论，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专制和独裁理论。他是为封建专制帝王服务的，但是对于中国广大民众来说是则是一种残暴的统治理论。
法家的派别，其形成不同于儒、墨，有些近似于道家。它不是由一个宗师培养出来的统一学派，然后又分化成若干分支流派。而法家的师承关系并不那么直接、明显，如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但不是受业于法家，而是荀子的弟子。虽然如此，法家，还是战国时期、最有影响、成就最大的一个学派。从时间上看，它贯通整个战国年代，从空间上看，它活跃在七雄并立的各国舞台上。
战国时期的法家，依其生活的年代，可以分为前期法家和后期法家。前期法家以惺、商鞅、慎到、申不害为代表，后期法家以非为代表。据载，俚在国变法，着有《法经》，后商鞅携此书去国，作为改革的重要依据。此书已佚，在前期法家中，商鞅重于刑治，申不害重于术治，慎到重于势治。这也是法家中影响重大的几派学说。非是法家中的集大成者，在继承前期法家思想阶前提下，创立了刑术势兼用的政治理论。 法家学说的一般特点主要有以下四点：
１、强调以刑治国是法家学说的核心，严刑重罚，使人们不敢犯法，令行禁止，信赏必罚，达到\严而少恩\的地步。法家强调\刑治\与儒家强调\仁政\是不同的，儒家的\仁政\是用来对统治者进行约束的，而法家所谓\法治\则是为统治者服务的，两者的目的不同的。
２、绝对尊君，强化独裁。先备学派对君主的态度，儒、墨、法有共同点，都强调尊君，都维护专制制度。但又有不同，儒家的尊君是有条件的，即\从道不从君\，君与道比较，道高于君，也就是政治理想和原则比君更重要，行道是尊君的前提。因而，孔子主：\道不同，不相为谋\，\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出仕当官是为了行道，而不只是为了荣华富贵。\邦无道，富且贵，耻也。\墨子主\尚同\，天下臣民一同于君主，是君之所是，非君之所非，君主的好恶就是是非的 己标准。但他在\天志\中，还主天子与各级官吏应是民选的，会参考\民意\；又提出\君臣上下惠忠，父子兄弟孝慈，\强调的是君民上下的各自人格和相互关系。道家不否定君主，但不主专制，特别是庄子倡绝对自由，敌视君主与专制。先诸子，影响重大的学派，唯有法家把君主说成至高无上，神圣不可侵犯，而臣民都应当是君主进行统治的工具或材料。国君说一不二，他的谱就是法。\一断于法\，唯君例外。他们还主采取一切办法加强国君的权力，大权完全集中于一人之手，保证君主绝对地成为国家之\主\，有效地进行专制和独裁。 ３、人性好利与以刑治民。法家把性恶论推向极端，荀子认为人性恶，需要教化，可以转变。法家则认为人人是唯利是图，本性不可改，包括父母子女，只能晓以利害，为我所用。慎到就说，木匠打棺材，愿意人死。\利之所在，忘其丑也\。商鞅说：\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从生到死都是围绕名利转动。非的类似说话更多。这是法家的共识，因而，他们的共同主是，对民众的行动只能用严刑峻法，进行镇压，使之不敢妄动：用高奖重赏，以利诱导，为我役使。在精神上，只要进行\以吏为师\、\以刑为教\的教育即可，其它一切文化、道德都可以不要。在法家的心目中，君主对民的要求，只是平时用其力，战时用其死，如此而已。对臣下，君臣间是\一日而百战\，是不得已不用的劲敌，要警惕百倍，随时有可能篡权，随
时有可能杀头。人际间唯有利害，相互间有如豺狼。因而，他们认为仁义慈惠是亡国之途，唯有靠峻法威胁才能富国强兵。 二、前期法家的政治思想 （一）慎到的势治理论 １、关于\势\的决定作用
慎到的政治思想有两个特点：一是他较全面地看到了刑、术、势在治国中的作用，因而他的论述中全面涉及到法家学说的这三个基本畴，不过在这三者之中，他更为突出了\势\，更强调势的作用。二是为了得到\势\，他在倡尊君的同时，看到了法的制约作用和民的作用，这是后期法家所无的。
慎到认为，在刑、术、势诸因素中，势至为重要。所谓\势\，就是地位、权势，因而有了势，就能指挥一切，失去势，则只能听命于人。对此，他说：\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譬如，当尧是老百姓的时候，对其左邻右舍也难于调动，而称帝以后，就能在全国今行禁止。\由此现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位足以屈贤矣。\（《慎子·威德》下引只注篇名）有了权势，缺德少才的人就能支配贤德智能之士，可见权势决定一切。因此，他认为君主所以成为君主，主要是因为他掌握了权势，而不是由于他道德才能多么超众。正为此，\势\对国君是至为重要的。 基于对于权势重要性的认识，慎到创造出独特的权力制衡理论。即在一元统治下的权力制衡。慎到认为，君主为保持其政治地位，必须实行独裁统治，国家不能存在二元或多元的统治中心，\两则争，杂则相伤。\（《德立》）关于这一点，慎到说，国家可以多贤，但不可以多君，国家可以无贤，但不可以无君，也就是说，君主的一元化独裁统治是绝对必要的。因此，慎到的制衡，不是指君臣之间的关系，而是指在君主握有绝对权力条件下，重臣之间的分工与制约。他说：\臣有两位者国必乱，臣两位而国不乱者，君在也。\（《德立》）就是说有两个重臣同时握有权力，出现并行权力，必然要相互争夺，比高下，形成动乱，要避免这种情况就必须在国君的牢固控制下重臣之间各有所能，又能权力制衡。 ２、关于势治的要领
君主如何控制手中的政治权力，以实现其独裁统治，慎到提出了以下几点要领：
第一，君主以得民要挟臣下。君主要能有效地进行独裁统治，巩固权势，就需要有力量制服群臣，如何制服，慎到提出，最重要的是设法使自己在民众中树立成信，通过得民，来挟制臣下。 第二，不尊贤。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是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问题，其中，儒墨两家持之犹力。慎到则一反儒墨的观点，认为实现君主的绝对统治，必须以否定尊贤为原则。他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佚文》） 第三，\君无事，臣有事\的统治术。慎到认为，君主治理国家，应该尽量地发挥臣下的作用，让臣下尽职尽责，把事情作好，君主坐收其利，做到\君逸乐而臣任劳\。 （二）申不害的术治理论
申不害，京（今蒙阳县东南）人，生卒年已不可详考。曾为国大臣，后来被国所灭，申不害归于，昭侯时任他为相。申不害是战国法家的一个重要流派，在政治上，申不害侧重于术，同时也较为重视刑和势的作用。关于申不害的著作，《汉书艺文志》裁有《申子》六篇，今仅存一篇，保存在《群书治要》中，名为《大体》。 １、关于术
关于术，顾名思义，即指权术。术与刑不同，用法的对象是民众，所以法要公之于众，使人人皆知，而用术的对象是群臣，只能由君主藏于胸中，一人操纵。 为什么君主要用术来驾驭臣下？申不害完全是为君主的利益考虑的，他认为，对君主的致命威胁主要是来自群臣。他说，国君所以要修筑牢固而高大的城墙和严实的门闾，就是为了防
止盗贱敌寇的强盗入侵，然而，\今夫弑君而取国政，非必愈城郭之险而犯门间之闭也。\（《大体》）即那些杀掉国君、夺取政权的，不一定是那些越城人户的贼寇。往往是君主左右的近臣。因此，君主首先应该防犯的是大臣，这些人最有篡国弑君的可能。所以，申不害提醒君主们，对于臣下要有清醒的认识，任何大臣都是靠不住的，君主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必须使臣下慑服，其关键在于运用术来驾驭臣下。 ２、用术的要领
申不害有关实行术治的论述较多，主要有以下四点： 第一，\明君使臣并进辐凑\。（《大体》）即在君臣关系上，有如车轮，国君比作车毅，臣下好象辐条，君臣之间洽如辐条集中于轮毅，臣下每人都直接向君主负责，集大权于国君一人。这样，就可以防止重臣\蔽君之明，塞君之听，夺之政而专其令\。（《大体》）从而，做到\君操其柄，臣事其常。\主处其大，臣处其细。\（《大体》）以达到集国家最高权力子国君一人之手。这就是申不害主君主用术的目的。
第二，\正名责实\。即根据每个臣下担任的职位，首先要正名，然后要根据臣的名分去督察他的职守，责令他们完成本职工作，要求每个官吏做到名实相符，忠于君主，检其得失，论其赏罚。这也叫\为人君者操契以责其名\（《大体》）。 正名责实的目的是控制臣下的行为，使臣下严格洛守自己盼职分，即\治不逾官\，而群臣的职分又都是君主规定的，治不逾宫就是要求臣下不得违背君主的旨意，逾职行事或擅自妄为。
第三，\示天下以无为\。无为，本来是道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畴，但在申不害的思想体系中，无为与道家的含义己有重大差别。申不害所说的无为，其主要点就是君主把自己的想法或意见隐藏起来，\去听\，\去视\，\去智\。喜怒不形于色，使臣下感到君主神秘莫测，既无法去迎会君主所好以成己之私，又不敢违背君主的意志而擅自妄为。这即为\上明见，人备之，其不明见，人惑之。 \就是君主不暴露自己，臣下则迷惑不测，忐忑不安；反之，君主乐于显示自己，共结果则是不论说的、做的对与不对，都给臣下提供可乘之机，有空子可钻。所以，慎到认为聪明的君主，应该是不露声色，统观全局，洞悉一切。简言之，这叫\藏于无事\。
三、商鞅的政治理想
商鞅本着\良乌择木而栖\的原则，向孝公进行试探。前三次会见，首次商鞅谈以\帝道\，孝公直打磕睡，\弗听\。第二次语及\王道\孝公比前次更不爱听。第三次说之以\霸道\，\孝公善之\。到第四次会见，商鞅阐述了他的政治主，\以强国之术说君\，孝公非常高兴，与商鞅\语数日不厌\，深得孝公赏识。于是任以左庶长（国官爵分为二十级，左庶长为第十级），主持变法。从公元前三五九年始到前三五０年的十年间，在商鞅主持下，两次进行变法，被晋升为大良造（官爵第十六级），后又封于商（今商县），称为商君。 商鞅变法的基本容也正为当时统治者服务。关于商鞅政治思想的著作，《汉书·艺文志》着录《商君书》二十九篇，今存《商君书》二十四篇，为商鞅及其后学所着，其成书年代不出战国。在战国法家的诸流派中，商鞅以重视刑的作用而独成一家。与慎到、申不害比较起来，商鞅虽然也谈到\术\与\势\但其刑治理论更为细密。
商鞅说：\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所以备民也。\（《定分》）就是说，法令是人民的生命，治国的根本，防止人民作恶的工具。因而，他认为，治国而抛弃法令，好比希望不挨饿，而抛弃粮食；希望不受冻，而不要衣服；希望向东而两走，愈走愈远。就是说，治国不可一日无法令，法令是国家治乱兴衰的前提和根本。商鞅的\法令\也就是统治民众的\刑法\。
\刑法\对治国如此重要，主要是由于法有以下两方面的作用：
一是\刑法\能够\定分\。\分\指的是人们之间的财产分界或所有权。商鞅说，一个兔子在野地跑，会有一百个人追逐，并非由于兔子可以分为一百份，乃是由于兔子归属的名分未定；
在市场上出卖的兔子到处可见，而盗贼不敢夺取，这是由于兔子的归属名分已定。以小喻大，一兔如此，就国事看，名分未定，则会\令好恶大起，人主夺（失去）威势，亡国灭社稷之道也。\其结论是\故大名分定，势治之道也；名分不定，势乱之道也。\（《定分》）这就是说，确定名分，明确财产所有权，是势所必治的办法，不确定名分是势所必乱的办法，甚事会招至失权亡国丢掉社稷的后果。因而，要防止社会动乱，达到君安国治的根本办法是确定人与人之间的财产分界，即定分。然而，定分又必须通过法令来实现，法令不明，名分则不定。因此，商鞅主\立法明分\，象古代帝王制造了秤和尺一样，计量明确，大家公认，共同遵守，他说：\故法者，国之权衡也。\因此，要\立法明分，中程者赏之，毁公努诛之\（《修权》），就是合于法定\\\\\\'程序的给予赏赐，损害公益秩序的者予以惩罚，而前提是有法，有\国之权衡\。
二是\法令\能够\胜民\。商做说的\胜民\就是要制服民众。他很明确地指出，法律的对象就是人民，法律如果就能起到约束人民行为的作用，国家则必然强盛。他说：\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说民》）要使法能够胜民，其前提是把国家所有的臣民都视为好民，而且要依靠好民。他说：\以良民治，必乱至削，以好民治，必治至强。（《说民》）就是说，国家要得到治理和强大，要依靠的是奸民，而非\良民\，这是由于在商鞅看来，所谓\良民\是讲道义的，顾及个人情义，不肯揭发他人罪恶以自利，个人讲良心但对国家不利。\奸民\则与此相反，为私利不顾一切，以告好、陷害他人个人获利为荣，个人无良心可言但对国家有利，这样，全国人民就会相互监视，彼此告发。法就可以胜民。很明显，在商鞅认为，法律的对象的人民，最主要的功能，是由统治者用来作工具，制服民众，镇压人民。真正做到了这一步，就会国富兵强，所向无故。
基于上述认识，商鞅对于实行\法令\提出了如下一些原则： 第一，全国上下都要依法行事，作到令行禁止。对于君主他说：\明君慎法制，言不中法者，不听也：行不中法者，不高也：事不中法者，不为也。\（《君臣》）即明君严格遵守法度，不合法度的言、行、事，就不听从，不推崇，不去办。其次是臣属，臣下则\不可须臾忘于法\，\使吏非法无以守\。（《慎法》）即各级官吏等执法人员，时刻不能忘记法，除了法度以外，没有任何可遵循的东西。至于被法所治的民，更是要遵法畏刑，唯法是依，因而，商鞅说：\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从官。\（《说民》）即有法度的国家，政事不听从国君，人反不服从官吏，一切依法行事。当然，这种法度也是法制化了的统治者的意志，然而条今化了法律，终究要比随心所欲，信门开河的指示规化、制度化，较大程度地限制了随意性和不确定性。
第二，要刑无等级。商鞅认为，\法令\的基本精神是\公\，不以私害法是国家得治的根本保证。这里所谓的\公\，实际上指的是国家的根本的整体的、长远的利益，相对说\私\也就是一己一家一族的局部的、暂时的要求或利益。所以，历来的统治者思想家也讲\公\与\私\，提倡以公去私或不以私害公。商鞅认为，由于\公\的利益和法律\公\的性质，决定了所有臣民必须共同遵守。所以他主圣人治国，要\一赏\、\一刑\、\一教\，即统一的赏赐、刑罚和教育。
关于\刑\，他的解释：\刑者，刑无等级，自卿相将军以至大夫庶人，有不从玉令、犯国禁、乱上制者，罪死不赦。\（《赏刑》）所谓\刑无等级\，就是不以人的社会地位、政治等级为转移，一切依法定刑，爵禄不能抵罪，功不得抵过，善不可顶恶，\有功于前，有败于后，不为损刑：有善于前，有过于后。不为亏法。\（《赏刑》）不仅如此，人的道德品质的高下以及血缘关系的远近，都不能作为减免刑罚的依据，\忠臣孝子有过，必以其数断\，按罪轻重，当罚则罚，该杀则杀。至于国家执法官吏如有行为，则要严加处罚，\罪死不赦，刑及三族。\
第三，要明法以利民。明法，即要公布\法令\，使\天下吏民无不知法者\，让人人知晓，以
培养吏民的法制观念，做到\吏不敢以非法遇民，民不敢犯法以干官也。\（《定分》）从而，使境臣民都成为知法守法者。
欲使臣民都能够知法守法，必备的条件有二：一是\法令\条文本身明确易知，\必使之明白易知，名正，愚知遍能知之。\（《定分》）即法律条文必定是明白易知，确定名分，愚人或智者都能懂得。二是培养一批熟知\法令\的官吏宣传法律。\为置法官吏为之师，以道之知，\（《定分》）官吏的首要条件是熟悉法律条文，能够作民众学习法律的老师。同时，向民众宣传法\律又是官吏的义务，做不到这一点便是失职，有的还要问罪。
为什么要明法？商鞅认为，\法令\不同于势，势应为国君所独具，而法则应为君臣所共操，公布法律，主要是为了便利民众，使民众能够\避祸就福，而皆以自治也，\天下万民既然知道了法律的基本容，也就自然懂得了如何不犯法，免于刑戮，这样民众便在知法守法之中获得了利益。关于这一点，商殃说，历史上那些圣王治理天下，民没有受刑的人，并不是他们不使用刑罚，而是在于\法令\明白易知，人民自然得福。
第四，要轻罪重罚。商轶认为，为了实现刑治，就必须使民众对于\法令\有所畏惧，其办法就是轻罪重罚，严刑苛法，商鞅说这样做的目的是\藉刑以去刑。\（《开塞》）他说：\禁好止过，莫若重刑。\（《赏刑》）为了说明这一点，他举了历史上一个故事。春秋时五霸之一晋文公想要修明刑罚，使百姓不犯法，以体现对百姓的爱护，于是召集诸侯大大众\\\\\\'自员于宫，他的一位宠臣叫颠颔的迟到了，众目膀膀，司法的官吏问晋文公应怎样治颠领的罪？文公坚定他说，杀掉他！行刑的人员按指示，腰斩了颠颌，并以之示众。于是，晋国的人都心惊胆战，大家议论，象颠颔那样得宠，还被腰斩示众，轻罪重罚，何况我们！这以后不久，晋文公先后发兵攻打了、、卫、楚等国，连战皆胜。他的命令，号令三军停止前进，则\止之如斩足\，号令前进，则\行之如流水\。\三军之士无敢犯禁者\（《赏刑》）就此他得出结论说，古代圣王设的刑法，无论是杀头，斩足，还是黥面，\非求伤民也，以禁好止过也，故禁好止过\，莫若重刑。\（《赏刑》）相反地，他认为，重罪轻刑，人们不畏刑，则是鼓励犯罪。所以，国家有了\法令\但犯罪的人屡见不鲜，这是由于刑罚太轻的缘故，轻刑等于无刑。 根据，\以刑去刑\的逻辑，商鞅主，\以战去战，虽战可也，以杀去杀，虽杀可也；以刑去刑，虽重刑可也。\（《画策》）显然商鞅也认为战争、杀人、刑戮都不是什么好事，怄只要能用战争去消灭战争，用杀人的办法止住杀人，用重刑得以免刑，战、杀、重刑，都是可用的。这种主，从逻辑上看似乎有道理，有点辩证法的意味，但是，在那种封建的专制主义制度下，这种逻辑一旦化为现实，被运用于社会政治实践，必然要出现酷刑虐杀、残害无辜和民无宁日的悲惨局面。事实上，历史上的任何时代，人的犯罪，其原因都是多方面的，特别是社会矛盾错综复杂的战国时代，刑轻绝不是人民犯法的主要原因，同样，重刑也制止不了人们犯法。
在主轻罪重罚的同时，商鞅还主\刑于将过\。即在人们出现犯罪苗头时就要用刑罚去制止它。他认为，刑罚加在民众已经犯罪之后，好邪就不会断绝，只有。：刑用于将过，则大邪不生。\（《开塞》）如果说，能防患于未然，在犯罪初露苗头就能制止，从施法上看当然是好事，然而，\将过\毕竟不是事实，如何确定是否构成犯罪，这里大有文章，处理不当，必然形成刑罚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使更多的无辜受害。
商鞅的刑治理论，在先法家中很具是典型的专制思想，虽然他主刑无等级、一断于法，但他的刑治思想并不是认为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只是臣民在法律面前才是平等的。在理论上，在专制体制下\法令\是专制君主的统治工具，他体现专制君主的意志，专制君主绝对不受法律的约束和制裁，因而，在商鞅的刑无等级的背后，又掩盖着极大的不平等。实行商鞅刑治的结果，只能是君主专制制度的空前残暴；其次，在以刑治国上，商鞅片面强调的是法胜民则国治的这种反人民的一面，在这样的理论体系中，\法令\只能用于约束人民的行为，人民对法只有服从、守法的义务，但\法令\却不保护每一个人的权利和个人尊严。商鞅刑治理论
法家与儒家政治思想的比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