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身份”引发的对书画相关性的思考
作者：罗亚琳
来源：《东方艺术·书法》2016年第06期
一支毛笔生成了中国历史上幻烂而备的两种艺术形式——书法与绘画。书与画宛若银河笼罩下的两颗行星，遥遥相望却又彼此共存。自然，书画相关性也成为书画史研究中最引人入胜的话题之一。社会由人组成，人又创造了物，逝者如斯夫，时间如流水，历史的长河总留给后人无穷窥视前人的想象，书画史研究也是随着一代人、一代物，一点点叠加而生成。人、工具、作品一起构成了书画史研究的三要素。书与画的联系似乎有某种不可言说性，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潮涌动，这种可欲而不可言的感觉状态使得书画史研究充满玄妙，但又生机勃勃。 一、“人”的概念——书家与画家的主体身份
书画史研究作为历史研究下的学科，其“书画”的特殊性往往会使我们关注人作为书家、画家的身份属性，而忽略其背后的社会属性——作为社会中人的存在。当我们谈到某一书家或画家时，思维中所构筑的形象往往是他的作品、他的书画地位，似乎这个人的生活状态就是书与画。“书画”给人的定论会引发思维模式的局限，尤其是在“人”的研究上，会显得不那么饱满。书画史研究始终是统筹在历史研究的范畴下，在读历史学著作时，我们也会有这样一种感受：有史无情乃史官所长。对于历史人物，历史学家大都记载的是他们的事迹，比如学说、著作、政绩等，对于其情商部分的诗书画艺充分论及地很少，当然这正是书画史研究的价值所在。 这里涉及到一个主次之分，好的书画史研究是在大的历史观的统领下，再做“书画”分析。同样对于书画家的定位也是包含在内的。大的历史观指的是书画家首先是社会中的一员，其次才有书家或画家的身份存在。这就像今天的一张名片，我们所认同的书家或画家其往往还有供职单位，也许是高校、也许是政府部门、也许是科研机构、也许是私人企业、也许是书画创作院，等等。事实上其背后的供职单位，所从事的职业才是某某书家、画家的主要身份。当然，在商品经济发达的明清直至当代，以“书画”为专门职业、专门从属身份的人越来越多，但在明清之前，在能载入史册的书画家身上这种状况却不为多见。
如窦臮在《述书赋》中说，“虽六艺之末日书，而四人之首曰士。书资士以为用，士假书而有始。”刘禹锡在《论书》中也说，“礼曰：士依于德，游于艺。德者伺？曰至、曰敏、曰孝之谓。艺者何？礼、乐、射、御、书、数之谓。是则艺居三德之后，而士必游之也。”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又记叙，“贞观、开元之代，自古盛时，天子神圣而多才，士人精博而好艺，购求至宝，归之如云，故内府图书谓之大备。”显然，从唐人的书论画史中，我们已能强烈地感受到这一现象的存在，“士”与“艺”的关系也被清晰地揭示出来，无可争辩，“士”在“艺”的传承与创新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书画相关性即书法和绘画之间的联系，所谓联系，用哲学术语讲，指的是事物内部矛盾双方和事物之间所发生的关系。书法与绘画包罗万象，之间的关联更似一复杂的矛盾体，并且这种关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变化发展。书法和绘画究竟有什么联系，以往的研究主要集于书、画创作实践及书论与画论的关联上，在“人”的概念上很少论及，人作为创作的主体，在书画研究中一定是迈不过的一道槛。书家、画家的身份和万事万物一样，先有一般性，才有特殊性。 余英时曾在《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一文中，从三个方面来分析春秋以前的“士”，他说：“以社会身份而言。‘士’限定在封建贵族阶级之内；在政治方面，‘士’限定在各种具体的职位之中；在思想上，‘士’则限定在诗、书、礼、乐等王官学的范围之内。”虽然至战国“士”的社会身份又发生變化，脱离贵族，而成为“四民”之首，但这并不影响“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的要求。此外。“士”在中国历史上的作用及演变也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现象，用余英时的话说： “士”的传统虽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但这一传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相反地，“士”是随着中国史各阶段的发展而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世的。概略地说，“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但在秦汉以来的两千年中，“士”又可进一步划成好几个阶段，与每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思想各方面的变化密相呼应。
由上，士与艺的关联可以不再论及，顺其条理，历史上能载入史册的、我们所贯之的书画家，其背后的主体身份是属于“士”这一社会阶层，“士”的社会属性才是他们真正的生活面貌，书家与画家的身份只是附属于这一生活状态。
这里为什么会把历史上的书家、画家的主体身份归结于“士”，而不是其他的概念，或者说明清直至当代很多书画家的主体身份离“士”越来越远，或者根本就不是“士”，而是赋予了新的身份，比如文人、乡绅、地主、平民、学者，等等；如果纠结于概念的细节之中，我想大概永远也找不出一个全面稳妥的“词义”来包容历史上书家与画家背后这种身份的关联性，因为时代在变、社会在变、“士”在变、“艺”也在变。虽然事事在变，但书家与画家背后这种隐约的关联却一直着实存在，而这种关联的明确只有在变化中解决，所以最终还是回到最初的点“士”。也正如余英时写《士与中国文化》，定选书名时所表述的那样：
中国史上的“士”大致相当于今天所谓的“知识分子”，但两者之间又不尽相同，为了尊重历史事实，这里依然沿用了“士”的旧称。
在讨论书画相关性的时候，我们似乎也注意到这样一个问题，自古有关书与画成体系的理论性著作基本都是分开论及，从庾肩吾的《书品》、谢赫的《画品》，到张怀瑾的《书断》、《画断》，再到米芾的《书史》、《画史》，时至今日，书法史和绘画史也是两个单独的体系，不读画史不知“书圣”王羲之还是画家，不读书史不知“诗仙”李白还是书家，这样的理论教育往往给人一种断片的感觉。我们会说《历代名画记》的经典，其实真正的经典是在于张彦远能够通观书与画，启发观者去思考书画关系，与其他书画论著相比，给人高屋建瓴的感觉，亦
如阮璞所说：“彦远论述中国书画二者异同及其相互关系，殆先胸怀其本质与全局，故其所见圆通，绝无谨毛失貌，鬻矛誉盾之弊。”
书画相关性促使我们把书与画结合起来考虑，事实上本应该怀着这样一颗心去看待问题。单从创作主体“人”的角度而言，书法与绘画就有着由来已久的联系。如果解构书家和画家的身份，往回追溯，一定会回到“士”这一概念。很显然，书家与画家备有“士”与“艺”的双重属性，如果从这样一个饱满的角度去思考，会不会给书画相关性带来有一些新的启发呢。 二、从《历代名画记》看唐以前的书画相关性
历史的车轮总在不断地向前迈进，人与物的承载也不断叠加出新的时代景象。站在当代看前代，我们和前人又有哪些不一样的感受。书法与绘画的广博似在浩瀚的天空下给我们无穷的想象。在读前人的书画著作时，我总喜欢把《历代名画记》、《图画见闻志》和《书断》、《续书断》合起来读，之所以这样，是想给自己一个全面地审视早期书画史的感观。人作为创作的主体，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个体，人的一生丰富多彩，充满变数；书艺和画艺由人而来，又由一支毛笔创作生成，其间的关系不言而喻。实际上，这种关系讲述的是人的一种生活状态，用书画相关性来述及也显示出这一命题的复杂。具体而言，书画相关性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人与书画的关系、书与画之间的关系，书家与画家之间的关系。在论及这些关系的时候，似乎也有一个断代的分层，唐代以前的论及得很少，当然这有历史的客观性。那么唐以前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
汉魏以来，书法就被视为精英艺术，社会影响力很大，这和士族政治有很大关系。对于这一时期的书家背景，刘涛曾写道：“自魏晋以来，当道的书家都是高门士族，特别是实行门阀政治的东晋时代，高门士族不仅把持了政府的权柄，书坛的领袖或著名人士多是门第显赫的琅琊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颍川庾氏，高贵的门第成为这些士族书家传扬声名的放大器。”书家雄厚的背景在唐代依然彰显，除帝王唐太宗、唐玄宗外，大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徐浩、颜真卿、陆柬之、柳公权等无不是朝廷的重臣。书家显赫的政治实力，也使我们形成一种固有的思维观念——早期艺术史当中书家的地位远远高于画家，书艺也远高于画艺。如美国学者罗樾对中国早期艺术做过的评价：
书法在那些知识界精英看来，是至关重要的东西。他们对书法训练有素，因此能辩其优劣，体会其难以言喻的魅力，并为其各种创新而感奋备之。书法家也肯定能得到人们的尊重，赢得一种荣誉，那是从事其他次要艺术（包括绘画在内）的匠师们所不能企及的。
我们不排除这种观点的意义，但可以排除这种观点的准确性。张彦远在《历代名画记》中说：“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阮璞曾对这两句话做过精辟的见解：
由“身份”引发的对书画相关性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