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艺术的继承与重大发展论文

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艺术的

继承与重大发展论文

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艺术的继承与重大发展论文

作为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人，普希金对鲁迅文学创作的影响无疑是全方位的，包括创作的主题思想、表现手法、语言风格，等等。本文以同是描写“小人物”命运的经典作品??鲁迅的《祝福》和普希金的《驿站长》为例，来探讨鲁迅对现实主义创作叙事结构艺术的继承与重大发展。

叙事结构是小说布局谋篇的重要脉络和纲领，选择什么样的叙事结构，直接影响到小说情节的展开方式、思想主题的表达效果。普希金崇尚自然平易的叙事，《驿站长》以叙事主人公亲身经历的叙事方式结构全篇。小说开篇议论，讨论驿站长的社会地位和生活处境，将驿站长在当时社会卑微而可敬的整体形象展现给读者，然后进入小说主体事件的叙述。作品通过叙事主人公三次来到驿站的所见所闻叙述了驿站长和女儿冬尼娅的遭遇，呈现一种双层的叙事结构。叙事主人公的亲身经历采取顺叙的方式，而小说主体事件即驿站长和女儿的遭遇采取倒叙的方式。为了引出主体事件，作者设计了“我”第一次来到驿站，结识驿站长，其女儿冬尼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并令我十分牵挂，由此促使“我”在几年后第二次来到驿站，驿站长向我道出冬尼娅如何受骠骑兵引诱离开父亲，父亲如何去彼得堡寻她回家未果的悲伤往事。为了展现主体事件的结局，作者又安排了若干年后“我”第三次来到驿站发现驿站易主，并被告知驿站长已死以及冬尼娅前来哀悼的过程。三次经过驿站串联起驿站长父女的悲惨经历。如果冬尼娅被拐的事件由驿站长一人叙述出来，整个小说就是一个完整单一的顺叙结构。而驿站长在“冬尼娅被拐”事件中却是一个拟叙述者，真正的叙述者仍然是叙事主人公。在父亲对冬尼娅一段简短的感叹后，作者以“接着，他把他的痛苦详详细细告诉了我”做为过渡直接转入倒叙模式，以叙事主人公的视角和口吻“转述”了驿站长的故事，并以第三人称详细再现了冬尼娅被诱拐、驿站长寻女儿的全过程，而且在结束倒叙的部分仍以驿站长的感叹话语和“以上便是我的老朋友老站长所说的故事。”为过渡回到顺叙的模式中。

对比鲁迅的《祝福》，两者在整体叙事结构上是非常相似的。《祝福》以叙事主人公回到故乡鲁镇，因经历祥林嫂的死引发对她生命片断的回忆，从而将小说的主体事件一一展现出来。小说开篇写“我”回到鲁镇，对祥林嫂的巨大变化感到诧异，不久又获悉她的死，且在“祝福”这样特殊的时间背景下。“先前所见所闻的她的半生事迹的断片，至此也连成一片了。”由此开始对祥林嫂一生的回溯。这也是一个双层的叙事结构：“我”回到鲁镇的所见所闻都是以顺叙的方式展现，虽然在叙述“决计要走”的原因时有一段对“昨天遇到祥林嫂”的回顾，但这并不影响整体的顺叙模式；而祥林嫂从第一次到鲁家做女工，被婆婆掠走再嫁，丧夫丧子后第二次到鲁家做女工，直至沦为乞丐的过程都是以倒叙的模式呈现的。与《驿

站长》有所不同的是，叙事主人公在倒叙部分中不是事件的转述者，却是事件的主体叙述者：“我”亲身经历主体事件的片断，祥林嫂两次做女工，“我”都在场。而《驿站长》主体事件发生的时候，叙事主人公是不在场的；“我”虽然属于主体事件的一部分，却没有亲自参与主体事件，是主体事件的旁观者，而做为拟事件叙述者的驿站长亲身经历女儿被诱拐又亲自参与追寻女儿的过程，是事件的当事人。所以《祝福》叙事主人公与主体事件的距离比驿站长与主体事件的距离远，又比《驿站长》中的“我”与主体事件的距离近。还应该提到的是：《驿站长》中的叙事主人公虽然没有经历主体事件，但是却在主体事件的叙述中加入了自己的评论，对主体事件的发生发展有所交代和反馈；而《祝福》中叙事主人公自始至终都没有对事件做出任何判断或评价。如果《驿站长》中的叙事主人公是事件的广义旁观者（实际上没有旁观，只是聆听），那么《祝福》中的“我”就是事件隐形的旁观者，是更为客观和不带丝毫感情色彩的真实存在。叙事主人公虽然从属于主体事件，但“我”的存在与否并不影响主体事件的原始形态，与主体事件是相互独立的。这一方面固然是出于情节内容的需要，另一方面却是对现实主义叙事手法的新拓展。

《驿站长》和《祝福》都采用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的方式。《驿站长》叙事主人公通过驿站长的叙述了解父女二人的遭遇。在“我”第三次来到驿站，发现驿站已经易主，对驿站长的下落进行追问时，驿站长死去和冬尼娅前来哀悼的事件是由“酿酒师傅娘子”和“红头发独眼龙小孩”叙述出来的。作者没有安排他们成为拟叙述者，而是以与叙事主人公对话的方式直接完成叙述。这就构成一个多语叙事的模式。叙事主人公不是全知全能的.存在，而是连缀每一段叙事的线索，对整个事件起到组织和引导的作用。这是普希金叙事自然风格的重要体现。事件的片断不是刻意拼凑在一起，而是通过叙事主人公的所见所闻自然结构而成，叙事主人公牵挂冬尼娅的情感同时也是读者想要了解冬尼娅归宿的情感，叙事主人公询问驿站长的下落也自然问出了读者心中的疑虑，从而使读者与文本之间达成一种共鸣和认同。 与《驿站长》“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单线多语叙事模式相比，《祝福》的多语叙事模式呈现出更强的立体感和多面性。祥林嫂第一次到鲁家做工，某日看到“夫家的堂伯”，作者安排鲁四老爷一句“这不好。恐怕她是逃出来的。”和叙事主人公“她诚然是逃出来的，不多久，这推想就证实了。”间接展现了她来到鲁家之前的经历。叙事主人公是鲁家人，祥林嫂做女工之前发生过什么，“我”是不可能知道的。由鲁四老爷推测比由叙事主人公直接说“她是逃出来的”更自然更可信。同理，作者又精心设置了卫家山卫老婆子这一重要人物，使之成为联系鲁家和祥林嫂的纽带，这样祥林嫂在鲁家以外的经历便得以合理展现。同时通过卫老婆子叙述（或转述）祥林嫂再嫁的过程，以及在祥林嫂第二次做女工时叙述祥林嫂丈夫的死。这样林嫂第一次做工被抢走和第二次又回来做工的原因都得以呈现，从而使得祥林嫂在鲁家的几度出现具有逻辑上的关联。而祥林嫂儿子死去的经过是祥林嫂自己叙述的，几乎完全相同的内容在文中重复了两次，这不但展现了她受到连续打击后精神状态、性格变化之大，也进一步揭示并强调了她的悲惨经历，为她后来的死做了必要的铺垫和准备。另外，柳妈、四婶、鲁镇的人都间接地参与过主体事件的叙述。作者没有像《驿站长》中那样安排拟叙事者的存在，所有

“他者”的叙事都是以语言描写的方式由“他者”本身独立完成的，使作品呈现多声部、多角度的叙事形态，叙事主人公的声音逐渐隐没在多语叙事的声音中，其在主体事件中的位置也不断降低。在文中，叙事主人公似乎只是连缀全篇的线索，在主体事件叙述中几乎感觉不到“我”的存在，这是对普希金叙事方式的积极借鉴和重大发展。可以说《祝福》通过多语叙事模式将主体事件的碎片缝合得天衣无缝，与《驿站长》相比，更加生动和完美地展现出了事件的原初形态。

叙事主人公的存在和多语叙事模式的运用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叙事主人公需要通过不同角度、不同声音叙述的补充，展现主体事件发生发展的每一侧面，从而使呈现在读者面前的主体事件更加完整真实；而多语叙述、事件的多角度展现则需要一个统领全篇的叙事主人公存在，对事件碎片、不同声音的话语进行有机整合，呈现给读者浑然一体、存在内部逻辑关联的主体事件。叙事主人公在普希金的《驿站长》和鲁迅的《祝福》中不是高高在上、全知全能的存在，需要通过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了解整个事件，充分体现了现实主义真实自然的叙事特色。另一方面，两个叙事主人公又都对不可能详细了解细节的场景或事件进行了具体描写，如《驿站长》中对明斯基衣着外貌的详细描摹，驿站长在彼得堡见到女儿和明斯基时的场景描写；又如《祝福》中对柳妈劝诱祥林嫂去捐门槛过程的详细叙述，都是叙事主人公无从了解的细节。在这里两者都采取虚拟视角叙述的方式，丰富和完善了主体事件的叙述，不但没有影响到现实主义叙事风格，反而使叙事更加真实生动。 为了完成双层叙事结构和叙事主人公和相关人物多语叙事模式，《驿站长》和《祝福》皆采用“回归”叙事框架。《驿站长》中叙事主人公三次来到驿站，后两次就属于一种“回归”。通过“回归”完成“过去”和“现在”的强烈对比，再以叙事主人公对“物是人非”巨大变化的追问引出主体事件的回溯，为作者表达对下层人民的悲悯与同情、控诉上层社会对社会底层的欺压起到了重要辅助作用。

《祝福》中虽然只有一次“我”到鲁镇的经历，“回归”框架却更加明显。首先鲁镇是“我”的故乡，已经为这一次“回归”做了铺垫；其次，“我这回在鲁镇所见的人们中，改变之大，可以说无过于她的了。”继而对祥林嫂所做的生动形象的肖像描写足以产生震撼人心的力量，通过作者的语气和措辞，几乎不需要描写祥林嫂以前的样子，就可以想见其变化之大。值得注意的是，《祝福》中

“我”的“回归”中还套着另一层“回归”，即祥林嫂第二次来鲁家做工，是对第一次做工的“回归”。对比两次的人物肖像描写，第一次“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但两颊却还是红的。”第二次“仍然头上扎着白头绳，乌裙，蓝夹袄，月白背心，脸色青黄，只是脸颊上已经消失了血色……眼光也没有先前那样精神了。”已经可以看出悲惨命运对主人公的打击，为叙事主人公“回归”时见到的“她分明已经纯乎是一个乞丐了”的彻底变化做了准备。 从表面变化到沧桑巨变通过两次“回归”展现出来，《驿站长》中叙事主人公一人完成两次“回归”过程（其中第二次“回归”中还包含了冬尼娅的“回归”），而《祝福》的两次“回归”则由叙事主人公和主体事件的主人公分别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