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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经济学-马春文主编-课后习题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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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

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加快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其中一些国家在加快经济增长方面还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一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却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重状况,经济增长不但没有消灭贫困、失业、文盲等落后现象,反而使一些低收入阶层的相对生活水平下降,贫富差距拉大。 如巴西和墨西哥这两个南美洲的发展中大国在整个60年代都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长率,但它们的收入分配状况却不令人乐观,在同等收入水平国家中巴西和墨西哥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1969年,墨西哥40%最低收入家庭的收入份额只占全部国民收入的10.5%,而20%最高收入家庭却占64%;1970年巴西40%最低收入家庭只占全部收入的10%,而20%最高收入家庭占了61.5%。不仅如此,这种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恰恰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日渐加剧。1970年巴西占人口10%的最高收入者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比1960年上升了20.5%,同期其他90%的收入份额都下降。其中,最高的20%家庭的收入与最低的20%的家庭的收入之比,1960年为15.5,1970年为19.5。收入分配差距的扩大与经济高速增长是同时发生的。

70年代以后,随着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差距的持续扩大,发展经济学关注的焦点从50和60年代的经济增长问题转向收入分配问题。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迈耶(G.M.Meier)在谈到这种转变时说:“发展不再把GNP作为圣坛来礼拜,而是直接关注发展过程的质量。”

2. 试比较不同的增长与分配战略的利弊。

如何解决经济增长中的收入分配恶化问题呢?一些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存在倒“U”型变动轨迹的经济学家认为,应遵循这个变动规律,使收入分配差别通过经济增长逐渐缩小,这就是所谓先增长后分配战略。还有的经济学家从保持社会稳定出发,认为发展中国家有着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历史条件、政治结构和社会经济状况,不能被动地等待收入分配差别自动缩小。政府应通过税收、财政等手段积极进行干预,对已形成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状况要加以调整,即实施先分配再增长战略。另有一些学者主张实施保证基本需求战略,即政府向低收入阶层直接提供援助,保证他们的基本需要。

3. 应该怎样看待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

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在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看法。一些学者通过统计实证分析,证明了倒“U”型变化轨迹的存在。例如,阿德尔曼(I.Adelman)和莫里斯(C.T.Morris)1973年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平等》一书里,利用他们所收集的43个国家的资料,运用统计回归分析所得结果支持了倒“U”型假说。分析说明,在极为落后的农业经济中,当通过规模很小的现代经济部门的扩张实现经济增长时,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一般会大幅度增加,60%的穷人的地位相对和绝对恶化,20%的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也会下降,而只有5%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显著上升。同年,另一位经济学家鲍克特(F. Pauker)将样本扩展到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56个国家。以基尼系数为收入不平等的指标,发现各组平均的基尼系数的变动同它的人均GDP水平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在人均GDP处于201~300美元时,收入不平等程度最高,当人均GDP上升到1001~2000美元时,不平等状况开始好转,超过2000美元后,不平等进一步缩小。

阿德尔曼、莫里斯和鲍克特的分析主要采用截面数据分析,其结果都支持了库兹涅茨的倒“U”型假说。但这种分析方法的可靠性也受到了一些质疑。有人认为,阿德尔曼和莫里斯利用回归方法从43个国家的截面资料中可以得出有意义的倒U格局,但这一格局实际上是随机散点的平均,而不是一条规则的曲线,即倒“U”型现象是回归分析方法的结果,而不是回归分析的前提。鲍克特的分析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也有学者通过对阿根廷、巴西、孟加拉、印度、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墨西哥、巴基斯坦、波多黎哥、新加坡、斯里兰卡、菲律宾12个国家20世纪50和60年代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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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情况的分析,发现经济增长与收入分配不平等之间呈不规则变化。在经济增长的初期,收入分配并没有发生变化,其中哥斯达黎加、巴基斯坦、新加坡、斯里兰卡4国的收入分配不平等反而一直是下降的。对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分析,也说明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动并不都在初期阶段呈现恶化的趋势,而是有些表现为收入分配不平等扩大,而有些则呈现缩小趋势。例如韩国,在1964—1970年经济高速增长时期,40%的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份额与GNP基本上同步增长。在东南亚国家和地区也存在着类似的例子。总之,一系列实证分析和理论论证证明,在经济结构的转换过程中,在一定条件下,个人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变化可能是呈倒U型变化轨迹,但也可能不具有这种特征。总之,从发展经济学研究的已有成果看,库兹涅茨的理论仍然是一个有待实证检验和理论论证的假说。

十六复习思考题:

一、名词解释

交易 制度 路径依赖 产权 科斯定理 二、问答

1.什么是专业化?什么是分工?分工的好处是什么? 2.什么是交易成本?为什么会出现交易成本? 3.为什么说“产权是不可能充分界定的”? 4.概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参考答案:

一、名词解释 交易:交易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度与取得,一切决定于社会集体的业务规则。广义的交易可以认为是经济理论领域中人与人之间的互动。

制度:诺思认为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正式地说,制度是人设计的,决定人际互动结构的约束。制度包括正式约束和非正式约束。正式约束是人们有意识地创造的一系列规则,主要有政治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非正式约束是正式约束的延伸、细化和限制,主要包括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风俗习惯、意识形态等因素。

路径依赖:路径依赖的概念有些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一个国家一旦选择了某种制度,无论这种制度是好是坏,就会沿着这一制度走下去,产生对该制度的路径依赖。在存在路径依赖性的情况下,最有效率的制度并不总是能够胜出,偶然因素可能对一个过程的早期阶段造成干扰,能够改变其进程和结局。

产权:产权可以定义为在资源稀缺条件下,人们使用资源的权利。它表现为人与物之间的某种归属关系。它主要包括使用权、收益权、转让权。可分解性是产权的重要性质。

科斯定理:科斯定理是科斯提出的关于产权安排、交易费用和资源配置效率三者之间关系的定理。科斯定理规定:如果交易成本为零,不管权利如何进行初始配置,当事人之间的谈判都会导致使这些财富最大化的安排。但由于现实中交易成本不可能为零,科斯又提出了科斯第二定理:在交易成本为正的现实中,交易成本大小,经济效益高低直接取决于产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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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合理程度,初始权力再配置的合理性至关重要。

二、问答

1.什么是专业化?什么是分工?分工的好处是什么?

专业化就是一个人或组织减少其生产活动中不同职能或操作的种类,或者说,将生产活动中集中于较少的不同职能的操作上。分工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或组织将生产活动中所包含的不同职能的操作分开进行。专业化和分工越是发达,一个人或组织的生产活动越集中于更少的职能或操作上。分工和专业化既可以指个人和社会已经实现的分工和专业化,又可以指分工和专业化的趋向或过程。它具有社会属性和制度属性,是近代经济发展的基本趋势。

亚当·斯密认为分工有以下三个优点: :第一,劳动者的技巧因业专而日进;第二,由一种工作转到另一种工作,通常须损失不少时间,有了分工,就可以免除这种损失;第三,许多简化劳动和缩减劳动的机械的发明,使一个人能够做许多人的工作。除此以外, 分工还有更深层的功效:在各国和每个个人先天禀赋相差不多的情况下,专业化和分工可以使不同的国家和个人发展出比较优势;专业化和分工还能能够带来知识获取、积累和使用效率的提高,从而促进经济发展。

2.什么是交易成本?为什么会出现交易成本? 交易成本是指在信息不完全的条件下,借助物品和劳务的让渡实现权利让渡过程中所产生的费用,其中包括谈判、签订、监督执行和维护交易契约的费用。

交易成本出自人们的行为特征。交易成本理论是以有限理性是交易成本分析的基础。由于人类所处环境的约束和自身计算能力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知道全部备选方案,不可能把所有的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中去,也无力精确地预计所有备选方案的实施后果,如果理性是有限的,契约就不可能是完全的。

在人类行为动机方面,交易成本分析假定人类有投机取巧的倾向,即人们借助于不正当手段谋取自身利益的行为倾向。为了追求自身利益,人们会随机应变,投机取巧,包括:(1) 有目的、有策略地利用信息,按个人目标对信息加以筛选和扭曲,(2)背信弃义,违背对未来行动的承诺。

由于人的理性能力有限,他不可能对复杂的、不确定的环境一览无余,不可能获得关于现在和将来的全部信息。在这种情况下,投机取巧行为就有了生存空间。为保护自身利益不受损害,需要投入时间、精力和金钱等资源,也就是说,要支付成本。具体包括:(1)在交易中,要防止上当受骗,就要设法取得充分信息。而获得信息是要支付代价——时间和金钱。(2)在交易中,还要防止交易对方利用各种借口投机取巧,不履行合同。由于经济生活中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事先要想到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形,加以预防。所有这些,都会使合同的起草和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更加费时费力。(3)在合同签署后,还要监督和检查合同的执行情况,防止合同执行人任何可能的违约行为,这些监督成本可能是相当可观的。

3.为什么说“产权是不可能充分界定的”?

产权成本使交易费用的一种,考虑到产权成本,产权是不可能充分界定的。 在产权初始界定的层次上,产权成本包括两类:排他成本和内部管理成本。 (1)排他成本,排他成本又可分为界定成本和维护成本。

界定成本是在实物形态和价值形态上规定产权的边界所付出的成本。对大多数实物财产来说,在实物形态上把握其边界并不存在严重的困难。度量衡的统一和标准化使得实物财产的界定达到了相当精确的水平。但也有一些实物财产的界定成本很高,如“会走动的物品”, 还有一些物品,虽然其物理边界很清楚,但无法排他性地使用和转让,或者排他成本很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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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所谓公共物品。由于金融资产具有高度的可分解性,当实物资产转化为金融资产时,界定费用得到大幅度降低。

产权界定还与社会和法律制度有关。现代社会中,确认和保障产权的最高和最完备的社会契约形式是法律制度。制定、实施有关法律的费用也构成产权界定成本的一部分。法律制度更多地是用于对产权的保护,但法律不是保护产权的唯一机制,也不是费用最低的机制。当产权纠纷的损失不足以抵消上法院打官司的费用时,受到损害者就可能寻求其他方法解决纠纷。此外,产权所有者直接自我保护的支出也是是产权费用的一部分。

(2)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所谓内部管理成本,是指共同拥有产权的所有者作出决策、采取行动时所耗费的成本。有两种极端的情况。一种情况是产权归单个人所有,这时决策的行动完全是个人的事情,不需要与他人协调,产权的内部管理成本为零。另一种情况是产权归社会全体成员共同所有,内部管理成本在逻辑上将达到最高。在这两种极端形式之间,存在着许许多多的中间形式。

4.概述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 制度为人们的交易活动提供了秩序,制度与技术一起决定了从事经济活动的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决定了经济活动的盈亏。制度将人类历史、现状和未来联系在一起,决定了人类社会的长期发展进程。

从分工和交易的角度,经济发展过程可以抽象地概括如下:

(1)作为起点的是村落内部的交换,这时分工十分简单,大多数家庭都是自给自足的。接下来的一小步是贸易扩大到了村落之外,分工有所发展,但居民户仍然主要是自给自足的,交易仅仅是补充性的。

这个时候小规模村落贸易是在浓厚的非正式约束网络下进行的,交易成本很低。虽然部落式村落的内部组织成本较高,但这一点不能在贸易中反映出来。人们彼此相识,暴力威胁维持着社会秩序。

(2)当市场扩展到地区性贸易时,在较大的区域内出现了多边贸易,交易伙伴的数目也大大增加了。这时,虽然社会中大部分劳动力仍从事农业生产,但从事贸易和商业的劳动力逐渐增加。

此时随着市场规模的扩大,区域性贸易带来了高昂的交易成本,熟人间的交易变成了陌生人之间的交易,必须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检测产品和劳务,实施契约。这个世界中还不存在统一的政治结构或正式规则,宗教教义往往规定了人们的行为准则。能否有效地降低交易费用取决于这些宗教教义的有效程度。

(3)长距离贸易的演变和发展经常伴随着经济结构的明显变化。这一类贸易要求贸易过程中的个人之间有实质性的分工,一些人必须专务贸易。这意味着一些贸易中心的建立和扩大。这个时候某些规模经济的特征已经开始出现:地理性分工已成为引入瞩目的现象,职业性分工也开始出现。

在这一过程中,长距离贸易的增长带来了两种突出的交易成本问题。一种是代理问题,另一种是契约履行问题。统一的、标准化的度量衡的发展,计价单位、交换媒介的演变,公证、咨询、商法裁决机构的出现,都是使长距离交易得以发生的制度、组织和工具。各种自愿性和半强制性组织混合在一起可以对不履行合同的商人进行制裁。

(4)随着市场进一步扩大,更专业化的生产者出现。规模经济、等级组织、全日制工人已经成为常态。城镇和中心城市出现,虽然农业人口仍占大多数,但制造业和服务业人数大幅度提高,社会城市化水平也有所提高。

在这个阶段中,资本市场已经出现,大批量生产的制造业企业已经发展起来,这便要求有某种强制性的政治秩序出现,由于交易日趋复杂,日趋非人格化,个人关系、自愿性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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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放逐等手段不再有效了,虽然这些因素仍然还起作用。产权保障的任务已经交给政治和法律组织,后者可以更有效、更公正地维护契约。

(5)在最后阶段,专业化水平已经很高了。农业劳动力在总劳动力中所占比率很小,统一的国内市场和日益一体化的国际市场成为经济的特征。大型经济组织不仅存在于制造业中,也存在于农业中。每一个人都承担专业化的职能,在巨大的社会网络中获得产品和服务。劳动力的分布从以制造业为主转向以服务业为主。社会已成为城市社会。

在这个阶段,专业化要求将更大一部分社会资源投入交易,交易部门在国民产业中占据很大的比重。贸易的专业化、金融、银行和保险业及经济协调工作吸收、占用了日益增多的劳动力。结果,高度专业化的交易组织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国际专业化和国际劳动分工的发展,要求建立制度和组织跨国界地保护产权,使资本等资源可以在国际间有效地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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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处理好增长与分配的关系对于经济发展有什么意义?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致力于加快经济增长,强调经济增长速度,其中一些国家在加快经济增长方面还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一些快速增长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一些拉美国家却忽视了收入分配问题,导致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严重状况,经济增长不但没有消灭贫困、失业、文盲等落后现象,反而使一些低收入阶层的相对生活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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