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寓属于为民服务、关注民生之中。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以及“三个代表”中的“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要求政府管理从“政府本位”和“宫本位”转变到“社会本位”和“民本位”。
再次,西方政府改革运动的实践:发端于上个世纪70年代的西方政府改革运动,对世界范围内各国的行政改革产生了深远影响。新公共管理是这场运动的代名词,“主要有三个方面做法:重新调整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关系,减少政府职能;尽可能实现社会自治,利用市场和社会来提供公共服务;改革政府内部体制,引进竞争机制,以提高政府部门的工作效率和为社会服务的质量。”。它强调引进企业管理中善待消费者,注重服务质量和水平的理念,将公民视为政府服务的对象,强调“顾客至上”。我国的政府改革以市场化为导向,而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或多或少存在共性,西方政府改革的实践与理论至少为我国政府改革提供了新的视野。但是,有许多政府官员片面追求市场化,甚至将某些政府应该承当公共职能当作负担推给市场,导致市场化背后的政府不作为。中国政府要在总结自身改革经验教训的同时,学习和借鉴西方发达国家改革的成功经验,但不能机械照搬。 (二)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意义
建设服务型政府不仅是一个口号的提出,更重要的是,它将要求政府从施政理念、管理体制、运行机制、管理方式、手段等各个方面,实现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和变革。因此,建设服务型政府的提出不仅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还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具体的说:
第一,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应对全球化趋势,适应加入WTO新形势的迫切需要。入世最大的挑战是对政府的挑战。不管是世贸组织的非歧视原则、市场开放原则,还是公平竞争原则,都体现了一种政企分开前提下的社会本位、公民本位、市场本位、企业本位的精神,因此,面对全球化和“入世”最积极的应对只能是加快政府改革。政府必须尽快的还权于市场,还权于社会,还权于企业,尽快实现从生产者的角色向安排者、监管者的角色转变,从运动员向裁判员转变,从审批者向服务者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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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府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构建服务型政府是近年来全球范围内推进政府自身建设发展的重要趋向。我国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管制型政府,长期以来由于过于强调自身管治的政治职能,而弱化和忽视了社会服务职能,造成政府大量越位、缺位、错位。因此,政府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威信,维护自己的合法性,就必须用公共管理的理念改造政府,就必须重新调整国家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政府与公众的关系,政府内部组织、运作程序,变革政府治理观念、手段、方式和方法。构建服务型政府将是政府实现自身革命的一个重要载体。
第三,建设服务型政府是实现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要求。我国政府长期以来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主要任务,这是由我们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但是,从改革的要求和整个进程来看,这只能是一个过渡。政府的终极目标是实现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实现效率兼顾公平的可持续发展。政府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主,极易导致政府变成经济发展的主体,只是一味的追求GDP的增长,很容易忽视本该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从而造成经济社会不能协调发展,进而造成跛足发展的局面,特别是,当前阶层之间、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的贫富不均,两极化倾向严重,如果不能对之及时纠偏和调控,将严重影响经济的持续、健康、快速发展。
第四,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执政为民,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我们党是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我们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坚持执政为民是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要求。这就决定了政府所做的一切,必须是也只能是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服务。
第五,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建设服务型政府是从政府结构、职能转变、流程再造、管理方式等多个方面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而设计的,相对于传统计划体制中的政府体制,已经具有了体制转轨的色彩。尤其是服务型政府的有限性、法治性,将为未来重构政府与代议机关、司法机关的宪政关系留下余地。服务型政府所要求的政府放权和权力下移,也将为重构国家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宪政关系留下空间。总之,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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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服务型政府,将使我国的政治制度更加合理,社会主义民主更加广泛,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管理国家事务的范围和权利不断扩大,基层社会自治更加自主完善,从而向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迈出了坚实的一步,找到了一个合适的突破口。
三、我国建立服务型政府的障碍
服务型政府的建立过程同时也就是原有管制型政府逐步解构的过程,政府管理模式的重建不是单纯的机构增减,也不只是管理手段的简单转换,而是政府的转型。在这个艰难的转型过程申,原有政府管理观念、管理体制及管理万式的惯性已成为构建服务型政府的巨大障碍。
(一)理念上的障碍——官本位、政府本位思想根深蒂固 政府管理理念,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不是相互隔离,而是“三位一体”。政府管理理念居于核心位置,政府管理体制则紧密体现和保护政府管理理念,政府管理万式则居于最外层是对前面两者的外在体现。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没有一种新的观念,新的理念指导行动,中国的公共行政要取得进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政府的管理理念对政府管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官本位,政府本位思想在许多官员脑海中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政府及其官员视自身为中心,追求无限权力,倾向于将企业、社会组织视为政府的从属物。他们认为政府的职责就是“管”,就是管人,管企业,管市场,重管制而轻服务。因此,以管制为基调的全能型政府便应运而生。由于一切都围绕政府而展开,政企不分,政事不分,政社不分便有了其内在生成逻辑。在官本位,政府本位理念的指引下,政府的职能边界没有界限,政府的责任意识无从谈起。政府自觉或不自觉的干预市场正常运行,介入企业微观经营管理,侵蚀社会组织的自主治理等。政府官本位,政府本位的管理压抑了社会主体的积极性,窒息了社会的发展空间。因此,政府宫本位,政府本位的陈旧理念与市场经济条件下服务型政府的要求是格格不入的。
(二)体制上的障碍----原有管制型政府的体制
惯性行政体制从结构上包括政府权责体系(政府职能),政府组织结构体系以及政府运行机制。政府职能和政府组织结构是政府行政体制的静态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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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政府运行机制则是政府行政体制的动态方面。行政体制承接行政理念和行政方式,是行政理念的物质外壳,是同时行政方式的内核。可见,行政体制较行政理念来说更为关键。笔者认为,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管制型政府的体制惯性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服务型政府的主要障碍,以下从行政体制的静态和动态两个层而来分析。
从行政体制的静态万面看:其一,政府与其他社会主体关系不顺,政府职能不清。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与社会高度整合,政治与经济高度一元化,实行行政命令主导型经济。政府对社会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对社会事务实行统包统揽,微观管理功能太强而宏观管理太弱。这种体制性惯性导致现今政府管理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不相适。目前,政府与市场关系尚未理顺,政企不分,政社不分的现象还广泛存在,具体表现在:
1、政府过多干预市场。这实际上是政府介入了自己所不擅长的领域,结果是政府既违背了服务于市场的初衷,又使市场丧失了对资源起基础性配置的地位。如盛行的地方保护主义就是其典型表现。许多地方政府以各种形式限制市场准入,直接干预市场,造成全国大市场的分割,阻碍了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最终是保护了落后的生产力,损害了公众胸利益。
2、政企不分。政企分开在我国己经取得了很大成就,但还未彻底分开。政企不分使企业不能成为自主决策,自我约束和自我发展的市场主体,不能灵活应对市场的风云变化。许多曾经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风光无限的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却陷入发展困境,其症结就是政企不分。如果企业没有自主的经营管理权,就谈不上接受政府的服务,因为政府对企业的服务必须以企业自主独立及企业的内在需要为前提。
3、政社不分。服务型政府要求政府与社会组织共同合作以达到良治,这要求政府与社会组织的各自作用疆域有适当的分野。但实际上,我国的许多社会组织都与政府存在或明或暗的关系,都具有一定的官方色彩。这导致社会组织缺乏充分的自主自治性;同时也使政府陷入管理社会琐事泥潭中。政社不分使得政府和社会的作用不能得到充分发挥,进而使得政府还权于社会流于形式。其二,行政机构设置不合理。行政机构体系是政府行政的载体,机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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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的状况直接影响政府行政的效率。现有的行政机构沿自计划经济年代所建立的部门型行政机构体系,并有所改进。“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行政管理体制,由于无所不包,无所不揽,导致政府规模庞大,机构重叠,人员臃肿,本居高不下。”
从横向上看,部门化过细部门间协调成本大,难以为公众和社会提供无缝式服务;从纵向上看,中间层级过多,难以迅速有效的回应公众和社会需要。从行政体制的动态万面看:行政体制的动态方面即行政体制的运行机制,主要包括行政决策、行政执行和行政监督。行政决策就是政府在两种或两种以上可能采取的作为或不作为的方案中作出选择的行为。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决策体制实质上是种精英决策模式,各级行政决策者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必对公众负责。政府部门出于自身利益驱使,可能作出有损公共利益的决策。政府官员决策由于没有有效的外部力量约束,“他们有意或无意地为自身的经济人所左右”。因而“他们的行为实际上也不倾向于为最大限度地增进共同利益而服务,而是依据自己获得的信息和个人效用最大化原则来决策。”行政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程度不高,决策失误是有发生,离充分体现民意,决策透明化的要求有很大差距。行政执行与行政监督的主体与行政决策的主体同一,导致行政执行无力,行政监督缺乏公正透明性。 (三)行政管理方式—— 严重滞后
在市场化、信息化条件下,原有政府管理方式难以解决日益复杂化、多样化的社会事务,具体表现在政府重行政而轻法治,重人工行政而轻电子政务,重内部取向而轻外部取向。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它不仅要求作为相对万的公民个体、企业和社会组织守法,更要求政府守法。政府依法行政足依法治国的核心,因为政府行政实际上是公权力的运用,其影响的范围、深度和广度是其他社会或市场主体所不能比拟的。政府行政管理习惯于直接用行政手段,而忽视经济和法律手段,这实际上是行政权侵蚀公民权,政府行政重管制轻服务,是服务型政府不能认同的。信息时代要求政府采取相应举措,运用信息技术提升政府服务水平和质量。从我国实际情况来看,社会对政府信息的需求与政府信息的提供存在巨大的差距,“有很多信息无论就理论上还是实际利益衡量上,都应对外公开,但未能公开,造成政府资源取得上的困难,我国政府掌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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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大行政管理本科毕业论文(定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