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的当代复兴

儒家文化的当代复兴

中国大陆儒家的重振，在很大程度上是因应当下社会现实问题而通过海外新儒家接近民族传统文化的，虽然后起的大陆新儒家起步更高，走得更远，针对性更强。谈儒家的现代复兴，不能不略为回顾一下中外新儒家人士的建树和广泛散布于民间的“国学热”酿成的儒家文化复兴的大背景， 以使我们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到复兴儒家之道这一儒家最高真理和最佳智慧的独特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 中外新儒家的思想建树

儒家和各历史宗教一样，历来存在多种多样的学派： 孔子逝后，儒家分成八派，最重要的是孟子和荀子两派； 秦汉以来，各有所取，儒家更是派别多多；

儒家的现代复兴，也存在诸多学派，我们仅简要介绍其中的几个主要中外新儒家学派：

唐君毅的心性新儒家：唐君毅在1957年起草的海外儒家宣言《为中国文化警告世界人士宣言》中说：“中国之学术文化，当以心性之学为其本源。”心性，即是儒家的仁心，无论科学、经济还是政治，都应以仁心为主宰。他认为人生的目的是实现道德自我，追求“绝对完满和至善”。唐君毅终其一生，致力于炎黄子孙的道德完善。到晚年，他遗憾地感到新儒家的努力收效甚微，感叹“中华民族之花果飘零”。

牟宗三的道德新儒家：牟宗三是海外新儒家公认的集大成者。他著述的重心也是道德问题，认为儒学就是“身心性命”之学，现代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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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的任务是“道统之肯定，即肯定道德宗教之价值，护住孔孟所开辟之人生宇宙之本源。”牟宗三说，“仁是道德的中心观念，价值之源，理想之源。”

杜维明的仁礼新儒家：杜维明是美藉哈佛大学教授，号称海外新儒家的后起之秀。他认为儒学是“为己之学”，是“身心性命之学”。他说儒家的“礼”是现实，“仁”是理想，礼是生活中做人的标准，仁是责任的召唤，实现个人道德圆满仍然是儒学的中心意义。杜维明也看到，过去有些统治者利用儒学的部分内容维护特权利益，控制民众思想，伤害了儒学，导致倒退。杜维明的创新之处在于主张把儒学研究和现代化转型结合起来。他以新加坡为例，指出工业东亚的兴起，开辟出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现代化道路。

蒋庆的复古新儒家：大陆新儒家人士蒋庆指责海外新儒家没有从变革政权和政治的角度入手，只仿宋儒，把儒学归结为心性之学，注重道德完善，是“甘心沦落为一个哲学上的小流派，偏安于学派之中”，使“儒学成为无用之物”。他还认为海外新儒家热心于改造儒学，追求自由民主法治，背离了儒家宗旨，“力图使中国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蒋庆认为，只有解决了政治制度问题，才能解决心性（道德）问题：政治的要害是权力和制度，政治儒学所要建立的政治制度就是“礼”，即古代的礼制。他主张实行君主制，孔子后裔为皇帝，掌虚权，恢复古代礼制，用等级礼制以及各个等级的行为准则规范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而不是倡扬自由、平等、民主、人权、法治等西方文化的产物与特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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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祥龙的特区新儒家：张祥龙主张在中国设立若干“儒家文化特区”，实行的可能性较大。在特区内，“以家庭和家族的聚居为基本社会结构，以农业为本，士农工商皆有，三教九流并存。特区内“以手工业为主要的加工方式，以自然或半自然的中医及整体疗法为主要的医疗手段……。历法改用农历，纪年用干支或孔子诞辰为始点。教育则全面有机复活传统的耕读传统和科举考试，学习内容与科举考试以儒家经典为主，同时加入东西方文化（含哲学、文学、历史、科技、社会科学等）的比较。”

康晓光的仁政新儒学：大陆新儒家人士康晓光2005年在新加坡出版“仁政”一书，呼吁在中国实行儒家仁政，建立儒教。他强烈批判现实中国，说今天的中国，为政不仁，为富不仁，“有的只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强者剃白骨，弱者为鱼肉’来形容今日的中国一点都不冤枉它。但是，康晓光并不赞成自由民主主义救治中国，他说：“中国应该拒绝民主化，民主化是一个祸国殃民的选择，中国应该选择‘儒化’，也就是说，根据儒家的精神重建中国社会。”康晓光提出，仁政应建立三种机制：一是“开放的大众传媒”，即新闻自由；二是决策咨询机制，用行政吸纳包容政治，执政者听取各种意见，吸纳精英。三是法团主义机制，实行结社自由。这样，“只要有市场、法团主义、新闻自由、对外开放，仁政就能够跳出黄炎培的（兴亡）周期率。”

陈明的即用见体说：陈明主张，要“像基督教的新教革命一样，通过内部变革来（使儒教）适应社会变迁。”他认为，张之洞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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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西用”是原教旨主义，李泽厚的“西体中用”是全盘西化。他根据宋明儒家的思路，提出“即用见体”说，即是通过效用的价值（用），发现中国人的意志需要（体）。这样，“即用见体“就把体和用融会贯通了：“用”可以通向“体”，“体”可以体现为“用”。陈明自称自己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说，儒家强调民意，因而“儒家有宪政主义思想。宪政机制要求限制政府权力，保护公民的财产和权利，这与儒家的”敬德保民“一致。陈明也主张儒教，但不是蒋庆的国教，而是公民宗教，公民宗教可以和自由民主宪政相结合，满足道德、信仰方面的需求。

从上述简单介绍可以看出，当代中外新儒家似乎还是各说各话，成了自了汉，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儒家文化群体，在中国文化定位中也尚处于边缘地位。如何凝聚成一个有基本共识的文化群体，在多元中国文化格局中发生更大的影响，解决好现实中国从个人到社会的诸多紧迫问题，尚是一个需要我们拭目以待而任重道远的问题……

二、民间国学热的兴起

在学术界复兴儒家文化的多元探索的同时，“国学热”、“读经热”也在中国民间逐渐兴起，民间复兴儒家文化也未形成主流派别，但显示出几个突出特征：

一是少儿读经：着眼于少儿的国学启蒙教育，主要使用的教材是《弟子规》，以及《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书：《弟子规》原名《训蒙文》，原作者李毓秀是清朝康熙年间的秀才。以《论语》、学而第六》为根据（“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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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有余力，则以学文，”具体陈述弟子在家、外出、待人、接物与学习上的行为规范。《弟子规》是一部成书于清朝并广为流传的儿童启蒙读物，与《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一样影响很大。而四书的教育一般是语录选读，图文并茂，配以故事，让儿童、少儿、学生接受一些儒家道德的初步教育。但以《弟子规》、《论语》等为底本的道德教育并不限于少年儿童，在成年人教育中也得到很大推广。

二是修身养性：此类教育大体也是立足在个人修身养性的层面，以儒家心性仁德的修养为宗旨，倡扬君子的道德良知，培育人们成为知书达礼的善人君子。

三是注重礼仪：尽管儒家的整套礼仪包括最重要的礼仪——祭祀礼都已失传，但若干人士还是竭力从儒家三礼——《仪礼》、《周礼》、《礼记》和唐宋礼典中开掘出一些礼仪供世人奉行，但儒家传统礼仪怎么结合现代社会的变迁发展出一套公认的日常礼仪特别是祭祀礼仪，仍待逐渐完成。

四是和谐家庭：在现代社会，怎么在注重个体自我、个人价值的同时和谐家庭关系，正在引起人们越来越大的重视，虽然此一问题远未谈得上已经解决。在和谐现代家庭关系的探索中，子女教育、女德教育、夫妻关系教育等仍有很大的发展空间。

五是商贸实务：在现代工商消费社会，许多儒家人士应时应势，从儒家思想出发探讨企业管理、商业贸易、经营理念以至政务实践，在许多著名大学或民间专题讲座中，这仍旧是一个引起工商实业界人士相当兴趣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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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民间复兴儒家文化的新形势下，尚未形成权威公认的主流，也难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但民间儒学复兴注重微观个体的实用价值，无疑是和大陆学术界新儒家倚重宏观社会环境建设形成反差，也体现了和新儒家一样的巨大发展空间。

回顾比较一下，可以看出，我们专注于道——学道、达道、立道、弘道、行道、同道——的复兴儒家大道的独特价值和显著特征在于，它具有明显的综合性、系统性、根本性、包容性、开放性和实用性。它注重继承发扬中华古圣先哲的道统即道的传承系统，以道为信仰支柱、根本原理和思想基础，观察、分析、应对修身、做人、做事、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现实问题，注重在儒家十三部经典——《周易》、《尚书》、《诗经》、《仪礼》、《周礼》、《礼记》、《春秋公羊传》、《春秋榖梁传》、《春秋左传》、《论语》、《孝经》、《尔雅》、《孟子》加上《荀子》的无数教诲和若干义理中整合出儒家的基本精义一道——这一最高真理和最佳智慧。

固然，弄清了根本，浚通了源泉，道在各个领域、各种时空、各样条件下的具体运用，这就任重而道远以至无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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