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受益于多个政府机构支持，包括国防部——最著名的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署以及国家科学基金会、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国立卫生研究院等研究资助机构的支持。这种多样性带来了许多方面的利益，不仅能为研究人员提供多种潜在的支持渠道，而且有助于确保对不同研究题目的广泛探讨，考虑更广泛的应用，促进技术的协同发展。②强有力的职业项目管理者和灵活的管理结构提高了计算技术研究的有效性。 4.3 促进高技术发展的创新体系 在战后很长一个阶段，美国形成的创新体系从两个方面促进高技术的持续发展。 (1) 公共投入与私人投入相配合。一方面，国家经济和技术发展的前景让私营企业乐观地估计到投资研发会获得利润，因此私营企业大力投资高技术研发，R&D经费也相应地大幅增长；另一方面，国防部、国家航空航天局、能源部等在国家战略上和国防重要领域持续投资，促进了重要领域的进展。在不同的领域，公共和私人投资情况不同。在制药、化工领域，私营企业的资助占所有资助的一半。在电子和通讯领域，资金主要来源于实力雄厚的私营企业和大规模的国防资助。公共和私人投资两者形成了良性互动：政府资助那些无法马上进行商业化的研究，私营企业会很好地权衡风险与回报并进行商业化研究；政府通过相关政策支持(如政府采购)，确保企业发展，为企业持续创新提供了条件。 (2) 人员培养和自由流动。政府资助大学研究，培养新一代青年科技人员进入企业或者创业；同时，大学里的科研人员受聘于企业，或创办企业。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大学研究、工业研究和产品发展之间存在着丰富的思想和人员的流动，推动着技术不断向前发展。 5、应对挑战的不断变革 美国在二战后得以成为世界头号强国，有其历史机遇：欧洲国家在二战中都受到极大的毁坏，而美国则获得战争带来的发展时机。二战后的25年，美国在经济发展和科学技术方面占据世界绝对领先地位，但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随着欧洲经济的恢复、日本的快速发展以及国际环境的变化，美国不断受到外部竞争的冲击和挑战：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经济挑战，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以及当今以中国、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崛起，这些都会使得美国的科技整体实力和领先地位相对下降。在这个过程中，美国积极应对变化，不断创新，力图保持世界科技的领先地位。 从某
一个角度看，美国科学技术之所以得到大发展，是因为国家在受到实际的或设想的挑战和威胁时所采取的创新措施：二战时建立科学研究与发展局，大力发展科学技术，是为了打败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20世纪50年代应对苏联发射“斯普尼克”而采取的一系列有效措施，极大促进了美国科学技术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的发展。 20世纪80年代日本与美国之间的技术经济战，是一场真正的技术较量。日本靠着政府战略规划、企业联合等手段，科技创新能力大幅提高，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最初表现在钢铁和汽车方面，后来又很快扩展到被美国人视为私有的高技术产品——半导体、计算机和其他电子设备。在与日本争夺市场的半导体之战中，美国企业全面溃退。1980年日本企业只拥有世界集成电路市场份额的24%，到1988年已提高到了50%，而同期美国则由67%下降到38%。20世纪80年代，在电视、照相机、录音机、机械工具和机器人等美国原来领先的技术领域，日本开始占据领先地位。 在日本技术经济战的冲击下，美国政府则开始改变以往对私人企业不加干预的做法，开始拓展联邦资金的使用范围，支持政府研究机构、大学和企业以及企业之间的合作。自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美国国会制定了一系列鼓励联邦机构、大学和私人企业之间合作以及促进技术转移的法案，启动了一些关于工业研发以及与之相关的大学、联邦实验室的资助和激励计划，如小企业研究创新计划、工程中心研究计划、先进技术计划(ATP)，并采取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工业部门为大学的基础研究、设备和人才培养直接投资。同时，美国企业界在政府的支持下，开始组建研究与发展联盟：1987年，由14家半导体公司组成半导体制造技术公司(SEMATECH)，其研究对象是新一代芯片制造系统，其核心目标是在光刻技术上赶超日本。1988年，国防部决定每年通过高级研究计划署向SEMATECH匹配资金1亿美元。国防部没有白费力气，SEMATECH为美国重新夺回世界半导体市场的领先位置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92年，伴随着经济的全面复苏，美国制造商从日本人手中重新夺回了世界半导体市场的领先地位。具有象征意义的是，这一年，日本宣布为期10年的“第五代计算机计划”失败。而美国则随着互联网向社会开放，开辟了信息技术的新时代，带来了
1995—2000年的经济繁荣。 进入21世纪，随着中国、印度等亚洲国
家崛起和科技实力的增强，面临全球化背景下全面的科技竞争态势，美国科学界和智库纷纷开展研究，为政府决策出谋划策。影响最大的是美国国家科学院于2005年发布的咨询报告《站在风暴之上》
(Rising above the Gathering Storm)，报告提出若干振兴美国科学的建议，其中提出在能源部内创建一个类似高级研究计划署(DARPA)的机构，可以称作“能源高级研究计划署”(ARPA-E)。2007年，ARPA-E在《美国竞争力法案》下正式创建。 如今，在全球化发展的背景下，美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已经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发展密不可分，美国努力
保持其领先地位的各种措施势必会对其他国家科学技术发展产生影响。 6、结论 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经历了一段历史发展过程，既有内在的禀赋作基础，又有外在有利环境的影响。与欧洲文化的天然联系，使美国科学的发展充分汲取了欧洲科学传统的滋养，紧随世界科学发展的前沿，最后得以赶上和超过欧洲科学。在工业和经济发展方面，依靠丰富的资源和巨大的市场，美国抓住工业革命的机遇，在不长的时间内超过英国和德国，成为世界上技术领先国家，其经济和生产力飞快增长。与欧洲国家不同的是，美国经济、社会、教育和科学的发展长期是在联邦政府介入较少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加上美国的自由迁徙传统，形成了一个自由竞争的经济体系和科学体系。企业的创新能力是响应市场竞争信号内在产生的，科学研究同样也强调学术自由和竞争，强调自下而上的创造性。在这样的发展条件下，为了应对二战，美国政府与科学界建立了一种新的关系，建造了一个以政府、科学界和工业界之间伙伴关系为特点的创新体系，这一体系规模巨大，既有强有力的相关政策措施，又在实践中得以更新和发展，“帮助赢得二战，把人送上月球，解密人类基因组，哺育经济成长” 。 概括说来，以下4个方面是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的重要因素： (1) 坚持自由探索和自主的科学精神。科学的目的是认识真理，自由探索是科学的灵魂，自主性是则是指科学家对自己工作的判断和免于受其他社会因素控制。这一精神和原则是科学界的共识，并得到政府和工业界的认同，经过万尼瓦尔·布什《科学——永无止境的边疆》报告的概括几乎成为抽象的原则，对美国的科学政策产生了重大影响。即使后来在强调国家目标和国家宏观协调机制的新发展下，这一精神和原则
仍然支配着美国科学界。 (2) 基础研究和应用的互动。美国重视基础研究，不仅产出原创性的成果，而且对产业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基础研究之所以能够对产业和经济作出贡献，是因为在美国基础研究是在一个广泛的应用背景下开展的：①美国大学的实践导向；②政府资助占主导的使命导向型研究；③企业有很强的创新能力，不仅开展长远的基础研究，也能吸收和消化最新的科学知识；④大学与企业之间在人员和项目之间存在着广泛的交流与合作。这样，通过多种机制，基础研究与应用之间可以紧密而有效地互动，基础研究的成果可以被企业或其他主体应用到实践中，公共投资基础研究能够产生很好的公共效益和回报。 (3) 多元化的投资机制。美国独特的多元化投资机制，不仅在整个国家层面上形成了公共(政府)资助和私人资助(企业、私人基金会、大学和风险资本等)的混合机制，协同支持整个科技创新链条上的活动，而且在政府层面上也形成多个部门和机构支持科技发展的机制，有利于激励源头创新，开辟新的战略研究方向。 (4) 激励创新的文化环境。美国文化鼓励个人创造性、承担风险和容忍失败等，这些因素有利于激励科学技术中的创新。不论是支持颠覆性创新的高级研究计划署，还是孕育创新性企业发展的硅谷，都体现了创新文化对科学技术突破性发展的重要意义。 樊春良中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科技政策专业委员会主任，长期从事科技政策及相关领域方面的研究。出版专著《全球化时代的科技政策》（2005）。 科塔学术领先的科研与学术资源导航平台查看cambrian.render('tail') 扫码，关注科塔学术公众号 致力于成为国内领先的科研与学术资源导航平台，让科研工作更简单、更有效率。内容专业，信息准确，更新及时。赞 0分享A+所属分类：
建立全球领先的科学技术创新体系 - 美国成为世界科技强国之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