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机的“诗缘情”论与其诗歌创作之互证
摘要：陆机“诗缘情”以文学的情感性为旗帜，重视诗歌创作的感情因素，这一观点对他的诗歌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从文学的本质规律出发探讨文学，注重文学的抒情性特征，从而使自己的诗歌创造既富于情感又典雅华美，在理论主张与具体实践上大体是相互印证的。
关键词：陆机;诗缘情;诗歌创作 一、陆机的“诗缘情”观
诗歌起源于上古的社会生活，因生产、相恋、宗教等而产生的一种有韵律、富有感情色彩的语言形式。因此从起源上讲，就应该是“缘情”，然而由于社会功利或者追求格律等因素的影响，许多诗歌逐渐偏离了诗之精义。魏晋时期，随着人们对个性的极力张扬，也带来了“文的自觉”，陆机终于大胆提出“诗缘情”，冲击了历来以“言志”、“美刺”为规范的儒家正统文学观，也反映了魏晋时文学摆脱经学附庸地位的潮流。在《文赋》中，陆机还对诗应反映的“情”作了规范：“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1] 先秦两汉儒家已经发现诗是情感喷发的结果，“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但总体上儒家诗学为“诗言志”，要“发乎情，止乎礼义”（《毛
诗序》），强调诗的社会功用，淡化情感特性。到魏晋人们从新的角度来阐述文学的情感特征，钟嵘“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序》）;萧子显“文章者，盖情性之风标，神明之律吕也”（《南齐书?文学传论》）[2];刘勰提出“情者，文之经”、“五性发而为文章”（《文心雕龙》）等观念。陆机在《文赋》中则全面论及文学的情感特性，“诗缘情而绮靡”，只讲情不讲志，只讲“发乎情”不拘泥于“止乎礼义”，以“情性”代替“情志”，大大脱离儒家文学观的轨道。同时，陆机力主把“情性”运用于文学创作，如创作前的素材准备要“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修辞时要“信情貌之不差，故每变而在颜”，文体要“诗缘情而绮靡”、“诔缠绵而凄怆”[3]。陆机为主“情”创作提出翔实可行的主张，是审美文学观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陆机的诗歌有感而发的“缘情”性
陆机的生平事迹和身世经历特殊：他出身豪门却又国破家亡，中年仕途坎坷，离乡背井，强烈的家族荣誉感与人生失意感交织并生，所以在他的诗歌作品中往往有着很复杂的情感体验。
2.1深深的去国怀乡之痛
古书《语林》记载：“陆士衡在洛，夏月忽思竹筱之饮，语刘实云：‘吾乡曲之思转浓，今来东归，恐无复相见理。’”这个时期陆机的诗歌作品中也常常抒发出这种情感。其他类
似的如《悲哉行》（游客芳春林）借芳花盛开的春天美景起兴，却衬托哀伤之情，倍增伤春怀国之情。
陆机的《于承明作与弟士龙诗》写兄弟分离，相互思念，表达了忧郁的羁旅情怀和思归之苦。何焯说：“‘永安有昨轨’二句，永安则犹有昨轨可寻，承明则悄然独往，人殊路绝矣，二句极淡极悲。”[4]《赠尚书郎顾彦先诗二首》写怀念乡中旧友，又偏逢阴雨连绵，引发对正受水患困扰乡民的思念，“值愁霖而忆桑梓”，思乡情切却又滞留他乡，内心的矛盾愁苦流于纸上。
《赠从兄车骑》中诗人追忆了少年时代门族昌盛、兄弟和乐，而今却家族沦落，兄亡弟散，“安得忘归草。言树背与襟。”叶矫然批注到：“盖机自入洛后，思归忧切，托于忘归，正其忧之至也。”类似的还有《赠弟士龙十章》（其十）、《门有车马客行》、《赴洛道中作》等也都抒发了陆机不尽的去国怀乡之痛。所以姜亮夫先生总结陆机的生平说：“二陆一生思归，不乐北土。”[5] 2.2切切的兄弟友人之情
陆机的诗歌更多的是表现与弟弟陆云及友人之情。如《赠弟士龙》（行矣怨路长）写兄弟二人带着光大门庭的理想北上洛阳，却都仕路坎坷，流露出兄弟惺惺相惜之感，共勉共进之志。（其五）充满了对其弟才能的夸赞，同时也表达了乱世中的兄弟深情和对弟弟的祝福及携手相进的期盼。
陆机的“诗缘情”论与其诗歌创作之互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