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尼特：大众文化与葛兰西转向

托尼?本尼特编：《大众文化与社会关系》，开放大学出版社1986年

导言：流行文化与“葛兰西转向”

托尼?本尼特 陶东风译

人们已经发展出各种各样的理由说明大众文化为什么不应该或不需要研究，其 根据是大众文化过去微不足道或边缘化所以不值得如何持久的探讨……而且即使是 这些观点不怎么流行的地方，研究大众文化的根据也基本是消极的：揭示大众文化 的道德上具有败坏性的影响，以及它的美学上的贫困。或者在马克思主义的研究 中，揭示它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传递者的角色，在这样的假设的语境中，研究大众 文化还意味着采取与它对立的批判的立场，把它看作需要别的文化类型（比如高雅 文化）取代的东西……非常奇怪的是，这种观点不仅在里维斯这样的改革主义者中 十分流行，而且在马克思主义中，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中也十分流行。

这种惜况在20多年来的英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而且摆脱了里维斯的幽灵与 法兰克福的悲观预言。同样重要的是，大众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得理论研究也得到了 极大的推进。大众文化原来是非常随意松散地用以指成了排斥“高雅”文化的规范以 外没有别的相同点的所有的文化形式与实践的混杂的混合。而近来流行文化被看作 是系统地联系起来的东西…通过它们在与更大的社会与政治过程的关系中发挥的作 用

联系起来的东西，其中特别重要的是它们与流行的即是父权制的乂是资本主义 的社会秩序的关系。这些理论发展与一个政治日的联系在一起：大众文化的研究被 当作社会主义者与女性主义者积极的政治参与场所，它们既关心辨别大众文化服 务于对於现存的社会秩序的赞同的方面，也关心辨别那些提供反抗这种秩序的资 源。

本书的文章在关注大众文化研究的政治U的的时候，主要是要突破70年代流 行的文化研究中的文化主义范式与结构主义范式的两极化。从结构主义的视点看， 大众文化常常被看作一种“意识形态的机器”，它就像索绪尔语言学中语言系统 统治言语那样，严格地、通过法律一样的规范统治人们的思想。结构主义的视点特 别关注文本形式的分析，集中于揭示文本的结构据说可能组织阅读实践的方式，而 对于规范这些文本形式的条件关注不够。文化主义的范式则相反，在其庆贺大众文 化表达了被统治者的本真的利益与价值显得无批判地天真浪漫。而且这个概念产生 于一种本质主义的文化观：把文化看作特点的阶级或性别本质的具体化。许多女性 主义者通过这样一种方法论逻辑去寻找货真价实的女性的文化，就好像男性的文化 中深藏着被冰冻的本质一样。而许多的社会主义者则通过大众文化搜寻个人阶级的 本质的声音。好像这种声音可以通过纯而乂纯的形式存在似的，被保存在隐蔽的地 方一一一个与在资本主义社

会中社会地占据优势的文化生产形式无关的地方。

这两种范式相应地集中于不同的领域：结构主义集中于电影电视与大众写作 研究而文化主义集中于工人阶级的“活生生的文化”与生活方式，以及历史与社会 学。情形似乎是文化的领域被划分为相互不同的两个领域各自遵循自己的不同的逻 辑。

葛兰西成为超越这种对立的媒介特别是他的霸权的理论。葛兰西的著作特别 是从话语理论的角度看，提供了超越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的框架，他的批判精神完 全避免了对于大众文化批评家的那种高高在上的姿态（结构主义），同时也避免了洋 洋得意的民粹主义（文化主义）。在葛兰西那里大众文化既不被看作人民的文化解体 的地方，也不是人民的文化形成的地方，而是山各种对立的压力与倾向塑造的力量 关系场域。这样的视点使得对于大众文化研究至关重要的理论与政治问题的重新表 述成为可能。

从政治的角度说，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都赞成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结构 与组织的相似概念。虽然它们在许多其他方面不同，但是它们都把文化与意识形态 的实践看作受统治性的意识形态支配的，其特征本质上市铁板一块的资本主义，是 从外部强加给被统治阶级的一种异化的力量（虽然成功的程度不同）。这样看，两者 之间的差异只是名义上的与政治倾向上的，在结构主义那里，“大众文化” “流 行文化” “统治意识形态”是等同的，结果，大众文化研究的主要的政治任务就 是通过解读大众文化的形式揭示在大众文化内部起作用的统治意识形态的使人迷惑 的机制，武装读者对抗这种机制；文化主义则相反，把大众文化等同于不同于并对 抗统治阶级文化的被统治阶级的“本土”文化，大众文化研究于是被积极的政治阐 释学统治：发现人民的本真的声音，解释其意义并扩大其数量。这两者共享着相同 的文化对于意识形态的概念，即把它们划分为对立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阵营，资产阶 级与工人阶级，并把它们锁定在零和游戏中，要么全赢要么全输。其□的则是用一 方清除另外一方。

对于葛兰西而言，也是依据文化与意识形态实践在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的对抗 的关系中理解文化的与意识形态的功能的，他与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不同的地方在 於：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关系与其说是前者对於后者的统 治关系，不如说是争夺领导权的关系，争夺对于整个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思想 的和政治的领导权。这不仅仅是术语的不同，它导致的是完全不同的关于文化与意 识形态斗争借以进行的手段的概念。依据统治意识形态的理论，资产阶级的文化与 二意识形态寻求完全取代工人阶级的文化，因此直接作用于对於工人阶级的经验的 塑造，而葛兰西认为，资产阶级所以成为领导的阶级是因为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能 够调节适应对立阶级的文化与价值，为后者提供某些空间，资产阶级的霸权不是通 过消灭工人阶级的文化得到保证的，而是通过它能够把资产阶级的文化与工人阶级 的文化接合起来，因此能够把它们联系起来，通

过工人阶级的文化形式自己。它的 政治联盟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改变。这样通过调节适应对立阶级的文化，资产阶级 的文化不再是纯粹资产阶级的了，它变成了来自不同的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因素 的流动的组合，它只是临时地被联合到了资产阶级的价值、利益与口的之中。当 然，山于同样的原因，被统治阶级的成员永远不会遇到或受到以纯粹的或阶级本 质主义的形式表达的统治意识形态的压迫。无产阶级能够遇到的只能是以妥协形式 出现的资产阶级文化，它不得不采取这种形式以便为对立阶级的价值提供一些调节 适应。如果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指的士统治阶级借以寻找与被统治阶级的文化妥协谈 判把它纳入一个自己在其中占据领导地位的文化与意识形态领域的过程，那么，同 样正确的是，赞同的东西是一个妥协谈判以后的统治阶级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如同 Gray说的，“阶级领导权是一个动态的变化的社会支配关系，它通过两个向度操 作。被统治的阶级的某些行为与意识可能再生产统治阶级的价值，但是在这个过程 中，价值系统通过其对於不同的存在状况的必要的调适而得到了修正，被统治的阶 级因此遵循的是被修正过的统治阶级的价值；另一方面，意识形态领导权的结构转 化与综合了不同的价值，以便成功地防止其意义的充分的实现。”

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领域不拿被看作是划分为密封地独立分离的完全对立的阶级 文化与意识形态，这样就不能像结构主义与文化主义那样进行两极的选择……大众 文化卷入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而且在葛兰西看来，最被当作理所当然的日常生 活的文化是最关紧要地卷入了这个过程，在这里霸权被争夺与抵制得罪厉害，大众 文化的领域是通过统治阶级赢得霸权的尝试与被统治抵制这种霸权的尝试共同结构 的，它不仅由被强加的与统治意识形态一致的大众文化组成，也不仅由自发抵制的 文化组成，相反它是一个两者妥协谈判的领域，在这里，统治的、被统治的以及对 立的文化价值与因素通过不同的排列、通过不同的大众文化的类型“混合”在一 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