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

《中国儒学发展史》绪 论 一、中国:社会变革与儒学的演进

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开创的儒学，是中国最古老、悠久、博大而且最富影响力的学派。这个学派源远流长，有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在历史上，儒学诞生于“礼废乐坏”的春秋时代，而儒学也是上古礼乐文化的集大成者。 礼乐的起源与人类文明的演进是同步的。《礼记?礼运篇》说:“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其燔黍捭豚，污尊而杯饮，贵桴而土鼓，犹可以致其敬于鬼神。”王夫之《礼记章句》疏云:“此节言自后圣修火政以来，民知饮食则已知祭祀之礼，致敬于鬼神，一皆天道人情之所不容己，其所从来者远，非三代之始制也。”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在原始社会中已有礼乐的萌芽，礼乐并始于夏、商、周三代，而是人类文明长期演进的结果。据《史记?五帝本纪》记载，唐虞时代已初具礼乐，如:尧命舜摄政，“修五礼”。舜命伯夷典三礼，为秩宗;夔典乐，教胄子，习诗歌。但五帝时代仍属于前礼乐的神守时代。 所谓“神守时代”，即是今所通称的巫祝文化时期。因为中华文明象许多古老文明一样，也经历过原始宗教时期，或者称为巫祝文化时期。新近发现的辽西红山文化，有五千年前巨大的神庙遗址;与红山文化时代上下相近的浙江良堵文化也出土了大小祭坛和大批供祭祀用的玉器，这都足以表明上古巫祝文化之盛。据《国语?楚语》记楚大夫观射父的话，上古巫祝文化经历了“民神不杂”,“民神杂揉”,“家为巫史”，“绝地天通”三个阶段。其中最后一个阶段，也就是从神守到社稷守的历史转变时代。大体说来，三代以前即是巫祝文化期，夏、商、周三代则是礼乐文化期，尤以西周为极盛。周初封建诸侯，周公制礼作乐，造成孔子所景仰的“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礼乐文化是从巫祝文化演变而来，故在礼乐文化中保留了巫祝文化的残余，甚至在后起的

儒学中仍有明显的巫祝文化痕迹和影响。孔子虽然不语怪、力、乱、神，但“立卜筮以质神灵”的古老传统，仍然被多少保留在儒学的传统之中。

侯外庐先生指出，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路径是:由氏族而家族而国家，而且国家混合于家族之中，形成以王权为中心的氏族贵族专政。这一历史特点，决定了上古礼乐文化的性质与特徵:(一)礼乐为氏族贵族所专有，并形成为国家政治制度。所谓“器以藏礼”，“政之大节”(《左传》成公三年)，说明礼器是王公贵族地位与权力的象征，故“国之重器，不可以假人”，须“子子孙孙永保用”;故“礼不下庶人”，权力不得为非特权者所分享。但礼乐对于统治者而言，在威仪之中似乎亦有某些监督作用。如周召公曾说:“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史记?周本纪》)在西周时代，不仅国家重器为氏族贵族所专及，连同典礼乐、掌卜史的人也都归氏族贵族所掌握。例如，宗周分封诸侯时，往往是把土地、民人与祝、宗、卜、史一道授予受封者的。(二)礼乐“用于宗庙社稷，事于山川鬼神”，所谓“仁近于乐，义近于礼。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辨宜，居鬼而从地”(上引均见《史记?乐书》)。礼乐成为社会政治伦理的衡尺。如周武王革殷命时，曾宣布殷纣王三条罪状，即:(1) 胗废先王明德;(2) 侮蔑神祗不祀;(3)昏暴商邑百姓。这三条就是以维护宗庙社稷、尊奉礼乐而提出来的，也是后来宗周敬天法祖、明德保民思想的依据。与此同时，礼乐用于宗庙社稷，又产生了美仑美奂的古代宫廷贵族文化。(三)礼乐传授在官府，亦即“学在官府”。《孟子?滕文公上》说:“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朱熹注解说，庠、校、序皆乡学，而“学，国学也”。宋李觏说:“古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为民立师也。”(《广潜书》十五，《李觏集》卷第二十)章学诚认为，古人治教未分，官师合一，以官为师，以吏为教，如“司徒敷五教，典乐教胄子”(《文史通义?原学

中》)。 因为官学中有司徒、师儒等教授礼乐，故《易》、《诗》、《书》、《礼》、《乐》这些古代经典，也是通过官学系统流传下来的。(四)礼乐文化典籍，

如《易》、《诗》、《书》、《礼》、《乐》，兼具神、天(自然)与人文，典章制度、仪表仪规与文化素养、思想风范等等，包罗万象，知识丰富，这是儒学赖以滋生的深厚土壤。若无此土壤，儒学的发生是难以想象的。(五)在诸侯国中，礼乐文化的发展并不平衡，其中以鲁国最为完备。《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543年)，记吴季扎观周礼于鲁，其所见有周乐，有德康叔、武公之《卫风》，有表太公之《齐》，而闻歌《秦》则听夏声，歌《唐》则思陶唐氏等等，确乎是集大成了。昭公二年(前 540年)，晋韩宣子来聘于鲁，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赞美“周礼尽在鲁矣”～《庄子?天下篇》也说:“《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缙绅先生，多能明之”。可见，《易》《诗》《书》《礼》《乐》等古代经典，便是儒学的本源，而邹鲁缙绅先生则是儒家的先辈。

儒学作为中国最古老、最博大和最有影响的学派。二千多年来，它以其浩瀚的典籍构筑了中华学术的宏伟殿堂;又以其“以世致用”的精神而与社会生活有着密切的联系，孔子成为家喻户晓的大圣人，儒学成为中国古老文明的主要象征。

儒学经历了漫长的岁月，而且随着社会历史的变化不断地改变其自身。社会变革对于儒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反之，儒学在其演变中又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社会变革。

(一)由周平王东迁而开始地春秋时代(前772476年)，就是所谓“礼环乐崩”的社会变革时代。从西周建立起来的以氏族血缘为基础的封建宗法制度，此时怩发生了动摇和分化:一是诸侯国之间接搛并战争连绵不断，促使大国间相互争霸(如“五霸”)，周天子的威权与中心地位日渐式微;再是由于财产所有权的多元化，导致公室分裂;政治权力下移出现“陪臣执国命”的局面。然而，无论小国被兼并，

抑或公室分裂乃至国君被弑，都使维护式宗法等级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崩坏，于是，原来在官学中教习诗书礼乐的“师儒”们不能不离开官府而流向四方。《论语?微子》就曾讲到鲁国宫廷乐师们流失的情形:“太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据说，襄即是孔子学琴的老师。由此可见，礼乐崩坏的结果是文化下移，许多没有贵族身份的“庶人”(平民)反而有了接受贵族文化诗书礼乐的机会，从而为私学的出现准备了条件。清代学者汪中也曾讲到春秋战国时代学术下移的情形，他说:

古之为学士者，官师之长，但教之以其事，其所诵者，《诗》《书》而已。其他典籍，则皆官府藏而世守之，岂闻无有也。……其所谓士者，非王侯公卿大夫之子，外此则乡学小学而已。自辟雍之制无闻，太史之官失守，于是布衣有授业之徒，草野多载笔之士，教学之官，记载之职，不在上而在下。及其衰也，诸子各以其学鸣，而先王之道荒矣。古人学在官府，人世其官，故官世其业。官既失守，故专门之学废。 (1)

官学废了，私学兴起来了。孔子(前551479年)开创的儒学，就是当时首家私学学派。孔子的弟子有三千之众。他教弟子学习“六艺”(礼、乐、射、御、书、教)，而以礼乐为先。《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去曹适宋，与弟子习礼大树下”。但是，孔子甩注重的，不止是“陈阻豆，设礼容”这些形式，更主要是礼的思想文化内涵。孔子熟悉夏、商、周三代礼制的因革损益，更钦羡盛极一时的西周礼乐文明，“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即以其绍继者自许。

孔子还以其渊博知识整理古代文化遗产，删述《易》、《诗》、《书》、《礼》、《乐》、《春秋》，号称《六经》。经过孔子的笔削手定，《六经》变成了儒学经典，孔子也变成了古代礼乐文明的集大成者。

孔子的思想学说，主要是礼和仁，或称之为礼学和仁学，二者是互相联系的。礼学是孔子对于诗书礼乐传统的继承，但他又不拘守于礼制的某些形式，而对之加

以修正，更充实以仁的精神，从而使礼学突破旧式礼制、礼仪的框架，成为一门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政治伦理学;仁学则是孔子依据礼乐文化传统所做的理论创造，是反映社会变革时代精神的一种新的哲学。

(二)战国时代(前475221年)即是“诸侯异政，百家异说”、战乱纷纷而又开始酝酿新的统一的大变革时代。此时，儒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成为当世的显学。儒学之徒或是干诸侯，从事政治活动;或是周游列国，从事讲学活动;或是传授儒学经典，从事理论创造活动。但孔门弟子及其后学又不可避免地出现分化。《韩非子.显学篇》说，自孔子死后，儒学分面了八派。其中子思及其凝子孟轲一派和荀卿一派，是各具特色的学派，也是先秦诸子中的佼佼者。大体上说，思孟学派主要是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仁学，在哲学上有更多的创造;而荀卿学派则是继承并发挥了孔子的礼学，在政治上对“一天下”则有更多的设计。荀子学说影响及于汉儒，而思孟学派影响则及于宋儒。这表现出先秦儒学在后世的不同走向。

在“百家异说”的战国时代，早期是儒墨对立，两家的争论主要在礼乐问题上;中期以至不惜以战争夺取天下。儒家则重视仁义，讲以德服人。如孟子反对视民如草芥的君主，反对争城争地而杀人流血的战争。荀子讲礼法，在思想理论上虽已近于法家，但他仍然主张行五道，兴礼义，反对霸道权谋。荀了曾入秦，看到一个尊尚法术的秦国在各方面都治理得很好，他感到不足的是秦国不用儒术，不行王道，是缺乏远见的。

在群雄割的战国时代，要消除战乱，实现统一，光靠行王道是难以达到的。秦始皇挥百万之师，翦灭六国旧贵族政权，统一了全国。就此而言，法家学说适应了这一历史进程的需要，表明法胜于儒。

(三)秦始皇统一天下，废封建，设郡县，书同文，车同轨，建立了高度集权的君主***制度，这是空前的社会大变革，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如何巩固大一统的国家，秦统治者在思想理论上和政策上都有许多重大失误。他们尊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