矣。
朝鲜中宗（1506～1544年）时期，在汉语和吏文两方面全能的人才，只有崔世珍一人。中宗看到了这一问题，提出精学汉文和吏文的意见。首尔大学校国语国文学系的姜信沆教授说到朝鲜译学二元化现象时认为：
故当时虽存承文院，而该院只掌事大文书之行政方面而已，其教学则在司译院．四学中于汉学掌焉。自是之后到了朝鲜朝中宗二元化，即译学与吏文是也。然此分法至中宗时，则要求译学者兼能吏文，能吏文者亦通汉语。
中宗要求学者要同时掌握口译笔译两方面才干，故极为注重汉语与吏文的教育，二分状况略有好转。此后译学科举考试制度的逐渐完善促进了译学人才汉学与吏学能力的全面发展。
公元958年，高丽朝光宗依据后周归化人双冀的建议，模拟唐制设置了科举制，科举成为高丽王朝选拔官吏的重要途径。朝鲜新生王朝以儒学为国教，沿袭高丽科举，使科举制更趋完善。
科举之法尚矣。在周大司徒。以六德六行六艺，教万民而宾兴……其武科 、 医科、阴阳科、吏科、通事科、各以类附见焉。
定入官补吏之法，译学即其法，凡初人流品作七科，曰文荫、曰文科、日吏科、曰译科，曰阴阳科，曰医科，吏曹主之。其出身文字，如前初入仕例明写年甲本贯，三代署经台，不由七科者，不许入流品，每除拜，所司考其出身文字，方许署谢。
可见「译学」为鲜初七种学问之一，已被纳入科举考试制度之中。朝鲜科举分为三类，即文科、武科、杂科，每三年一试，分初试与复试两道程序。其中杂科为技术官或杂职人员而设置。杂科共分八科，即译科、医科、律科、阴阳科、乐科、筹科（算科）、画科、道科。 33 《李朝实录》 “中宗实录”卷九十四，三十五年十月，辛未条,1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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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信沆：《李朝时代之译学政策与译学者》 韩国:塔出版社,1978年版,第13页。 《经国大典》卷之三，礼典, 第198页.
《李朝实录》 “太祖实录”卷一，元年八月，辛亥条,第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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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科是杂科中取录人员最多且制度也最为完善的。译学试取制度分为科举试取与院内奖学考试两种。科举试取指杂科中译科考试而言；院内奖学考试录取制度分为考讲、院试、取才试等，为授予译官各种资格或升迁而设。汉文译科考试内容如：背讲《老乞大》、《朴通事》、《五伦全备》；临讲《论语》《孟子》《中庸》《大学》；翻译《经国大典》。
但是朝鲜学界重视经学，而轻视医、律、算、译等杂学。杂学的出路只能做杂役或小官吏，因此贵族子弟一般不愿意学译学，参加译学考试的多为一些中人或庶人。但由于事大交邻是朝鲜的国策，历代君主极为重视译学，所以司译院中经常有许多以讲肄官或习读官为名就读的贵族子弟，还有一些非译官的文臣也参加司译院的汉语学习。朝鲜司译院培养了不少译官，朝鲜朝贡使节与中国官员或者笔谈或者直接交谈，没有交流障碍。所以在中国的翻译机构中，一直到乾隆16年才出现了朝鲜语译学科。明史记载：
提督少四夷馆少卿一人，掌译书之事。自永乐五年，外国朝贡，特设蒙古女真西番西天回回白夷高昌缅甸八馆，置译字生通事，通译语言之字。正德中增设八百馆，万历中又增设暹罗馆，初设四夷馆，隶翰林院，选国子监生，习译。宣德元年，兼选官民子弟，委官教肄，学士稽考程课。弘治七年，始增设太常寺卿少卿各一员为提督，逐改隶太常。
因四夷朝贡，语言文字不通，命礼部选国子监生蒋礼等三十八人，隶翰林院。习译书。人月给米一石，遇开科仍令就试，仍译所作文字，合格准出身。
会同馆，礼部尚书领会同馆事……掌引见诸番蛮夷峒官之来朝者。至元九年置，二十五年罢为四夷库，二十九年改四夷库复为会同馆。元贞元年，以礼部尚书领馆事，逐为定制。……至二十九年，以四夷库改置铸印局，掌凡刻印销印之事。
中国明朝设立四夷馆官署，掌管外语翻译事务；清朝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四夷馆改称四译馆；高宗乾隆13年（1748年）将四译馆与会同馆合并，称会同四译馆之后，乾隆16年馆内才开始设置朝鲜译学。
十六奏准，嗣后在会同四译馆设立朝鲜译学，於下五旗朝鲜子弟内各咨取四人，令在馆 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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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实录》 “太宗实录” 卷三十一，十六年三月，辛酉条,第28页。
年版,第16页,《明史》卷七十四，志第
38 转引自文璇奎：《朝鲜馆译语研究》，韩国:景仁文化社,1972
五十，职官3。
39 同上,第
17页。
13页,《新元史》卷五十五，志第21， 百官志1，礼部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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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转引自文璇奎:《朝鲜馆译语研究》第
用心学习。
朝鲜朝培养译学人才，建立译学机构，学习汉语或吏文，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将借用的汉字作为本国公用文字来使用；二是作为与中国进行事大外交时使用的外语来学习。所以韩国译学在朝鲜时代与国内语言文学言文二致的现象一样，呈现译学与吏学二元化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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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澄其源而清其流,本文通过对韩国译学史源的考察，论述了韩国译学创立初期的历史背景与社会条件和译学制度的建立以及译事兴起的特征。从中可知，朝鲜译学研究的兴衰与翻译实践对其需求的程度以及对外文化交流的深度和重视程度有关。可以说韩国翻译史就是一部内外交流的文化史。韩国独特的历史和地理位置，使得韩国在固有文化的基础之上，通过翻译与外部交往，不断吸收融汇外来文化，逐渐形成了自己民族的文化。古代韩国在与中国及周边国家的交流过程中，出现了译学机构，开始进行各种译学活动。其译学活动所遵循的原则方针与其对外事大交邻政策有关。
在历史上，与中国政治中心最近的周边国家是蒙古、朝鲜以及日本。与游牧民族的蒙古相比较，与中国有着类似生产方式的朝鲜农耕社会更容易接受大陆文化；与岛国日本相比较，便捷的陆路地理交流条件，使朝鲜成为古代中国东向文化贸易交流的重心。尽管朝鲜译学内容有四学，但是朝鲜与中国之间建立的事大朝贡外交路线，决定了汉学为四学之首。特别在丽末鲜初，随着司译院机构的设置与完善，韩国译学发展兴盛，随之出现译官，译科、译生，译书等专有名词。韩国高丽大学教授郑光先生的研究表明朝鲜 “译学书的书名在<世宗实录>中开始正式出现” ，“朝鲜时代的各种文献中,可以看到80余种译学书名.即各种译书散见于<朝鲜王朝实录>之中.为了体现<经国大典>的精神,朝鲜朝历代编撰的各种法典中,都收录了有关选拔译官和译科考试的译书书名.<通文馆志>中记有科试和人才考试时所用书目。还有司译院藏书和藏书板目录中也有一些记载。此外，《增补文献备考》等书中也介绍了一些译书书名。” 在韩国译学史的研究中，梳理译学史料和译书资料是一项极有价值的工作。韩国首尔大学校的姜信沆教授认为：“1393年（太祖2年），自朝鲜设立司译院之后的500年期间，历代汉语（中国语）译学者努力开展汉语的教育与研究，大量记录了当时时代中国北方语言的发音。因此，考察朝鲜朝五百年汉语译学者们遗留下来的文献资料，可以 41 转引自文璇奎:《朝鲜馆译语研究》第
42 郑光：《司译院译学书册板研究》，韩国:高丽大学校出版社，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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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页,《新元史》卷五十五，志第21， 百官志1，礼部条。
年版,第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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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15世纪以来近代汉语的变迁状况。”这说明进行韩国译学史的研究，会产生一举两得、异曲同工的效应。
本文考察了韩国译学初期的状况，说明了韩国语言与文化发展与中国文化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换言之，梳理韩国译学发展史的同时便可以摸索到中韩文化交流史的脉络。翻译活动是一种历史活动，韩国译学理论体系是在历史积淀中逐渐完成的。本文仅仅考察了韩国译学初期的情况，而继后朝鲜朝中期的谚解活动，为韩国语言的成熟奠定了基础；近代的小说文学翻译活动，给朝鲜文学输血，使朝鲜学者大量汲取异质文化实体的精华，催生了朝鲜启蒙文化的兴起；现代世界文学的翻译活动，推动了21世纪韩流涌动……，这些有关韩国译学的重要课题，有待继后进一步考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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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信沆：《韩国的译学》韩国: 首尔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第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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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外国语学院朝韩系张敏论文 - 图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