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王亚明(《手》)、王婆、金枝(《生死场》)、五云嫂(《牛车上》)等等，这些女性，不仅要承受阶级压迫、男性的欺凌、贫穷、劳累、封建意识的迫害以及战乱带给她们的苦难，而且还要承受来自生育、性爱带给她们生命的消失和肉体的痛苦。
萧红善于在平凡的日常生活中表现女人非人的悲惨处境。如《生死场》这部以东北沦陷前后的生活为背景的小说，作者在态意描写东北人民“生的坚强”与“死的挣扎”的同时，触目惊心地展现了女性悲惨的生存处境，和停滞落后而又危机四伏的乡村生活相对应的，是女性低矮又晦暗的生存空间。王婆先后嫁了三个男人，她年轻时死了女儿，年老时儿子又因当“红胡子”被官府捉去枪毙，在苦痛悲凄的人生中，王婆因悲愤服毒，她在服毒以后还没有死，她的丈夫并不是想怎么去救她，而是忙着到乱坟岗子给她寻位置，当她有了苏醒的迹象时，人们不是去救她，却是用扁担压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女人的生存状况是多么的凄惨，女人的性命还不如一条狗。金枝出嫁后常常因贫穷和丈夫吵嘴打架，蛮横暴躁的丈夫竟在一次盛怒中摔死了刚满月的女儿，金枝因为愤怒出去寻求新的生活。日本人来了，金枝不得不背井离乡，逃向城市，但在城市仍未摆脱生存的困境，被一个粗野男人强暴后，金枝绝望后想去尼姑庵做尼姑，可那里早己人去门锁。天地虽然广阔，可哪里有女人的栖身之所!月英，这个打鱼村最美丽的女人，不幸患了瘫病，刚开始丈夫还为她取药，烧香，请神，但是当他看到这些并不能改变她的状况时，便开始虐待她，不给她水喝，不给她饭吃，还用砖块垫着她的身子，直到她的下身长满蛆虫，牙齿发绿，毫无人形地死去。这就是女人的一生，如果她们不能再充当男性的泄欲工具，不能再侍奉男人时，她们的生存价值就不存在了。如果说《生死场》中的男人是奴隶，那么妇女则是奴隶的奴隶，辛苦劳作的二里半的老婆片刻得不到歇息得到的仍是丈夫的怒斥和恶骂。在这里女人们“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
萧红作为一名女性还善于从女性身体的经验描写女性的苦难。女性的生育，本来是人类最伟大的创造性的行为，可是在萧红的笔下，却成为女性一个永远也摆脱不掉的劫数和苦难的源泉。妇女因为自身的性别因素，带给了她们种种的不幸，萧红超乎同时代的许多女性作家，对女性的生育做了触目惊心的描绘。萧红的第一篇小说《王阿嫂的死》触及的就是底层妇女的生育和死亡，王阿嫂为了履行生育天职最后惨死在血泊里。“她的嘴张的怕人，像猿猴一样，牙齿拼命的往外突出”，“她的身子早已被自己的血浸染着，同时在血泊里也有一个小的，新的动物在挣扎。”在这里生与死的连接是以女性生命的苦刑和毁灭为代价的。在《生死场》中，萧红更是以凝重的笔墨描写了女人无价值无意义的生育与死亡，她直接把女人的生育和动物的生产放在一起，写出女人如同“牛或马在不知不觉中忙着栽培自己的痛苦。”在第六章“刑罚的日子”里描写了在暖和的季节，全村忙着生产的喧闹的场面:开篇可以看到房后的草堆上，狗在那里生产，然后“大猪带着成群的小猪喳喳的跑过”，“有的母猪肚子那样大，走路时快要接触着地面，它多数的乳房有什么在充实起来。”接下来，便是人的繁衍后代，生儿育女。麻面婆因生产疼痛而号叫，李二婶子因生产濒临死亡的绝境;金枝提前早产，妇人的刑罚同样也擒住了她。在萧红的笔下生命的降临成了一种对女人的刑罚。这一章作者以窗内“麻面婆的孩子已在土炕上哭着。产婆洗着会哭的孩子”，“窗外墙根下，不知谁家的猪也在生小猪”为结尾。整个村子里女人的生育和动物的生产互相交织在一起，隐喻出女人的生命活动已如同低级动物的本能活动，甚至女人还不如动物，在男权专制盛行的中国，女性生活在一个以男权文化为主导的社会里，女性不仅作为一种精神性存在应有的
情感得不到满足，就连作为其性别特征所赋予的怀孕与分娩，也遭到男性的无情忽视甚至憎恨，因此，女人除了忍受生育带来的痛苦，还要承受丈夫的鄙视和打骂。五姑姑的姐姐不能再延迟了，忙着去请产婆，由于迷信“压柴，压柴，不能发财”，她的婆婆就把席子连同下面的柴草都卷了起来，产妇光着身子，像条鱼似的只能在扬着灰尘的土炕上爬行，号叫，挣扎。“女人横在血光中，用肉体来浸着她，”“受罪的女人，身边若有洞，她将跳进去!身边若有毒药，她将吞下去!”面对正在承受着痛苦的女人，凶残的丈夫闯进来不但没有安慰，还拿起身边的长烟袋投向那个挣扎在死亡线上的产妇，可怜的女人“仍肿着肚皮，带着满身的冷水，无启一的坐在那里，她几乎一动都不敢动，她仿佛是在父权下的孩子一般怕着她的男人。”廷因此，对女性而言，“生”是背负灵魂枷锁沉重地生，“死”是触目惊心的肉体变形与毁灭。萧红在此融入了自己对生育苦难的体验，她两次怀孕，流过产，体验过没有爱情的生育与无意义的动物般的生育之苦。因此，萧红在作品中一再把生育这一女人伟大的创造性业绩降低到和动物的自然繁殖一样的水平，这是萧红痛定思痛的深刻反思，也是萧红作为女人刻骨的伤痛。
另外，萧红在作品中很少描写爱情，性爱的空缺成为萧红作品中的显著特点。萧红正是透过这一性爱的空缺，揭示女性始终在无爱的痛苦中经受着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现代的性爱的第一特征在于它是以所爱者的互爱为前提的，在这方面，妇女在性爱活动中不是完全被动的。”但是在萧红的笔下，两性间是十分不平等，女性在性爱活动中是完全被动的，她们无权要求或拒绝男人的性爱快乐，而只能是男人的泄欲的工具。《生死场》中的妇女们永远也体验不到为人妻为人母的快乐。福发婶在婚前也曾怀着朦胧的爱情追求，期待着异性的爱。但她遭遇的却是在田间地头这类地方被受本能驱动的男人的粗暴占有。金枝是被成业的歌声唱开心扉的青春少女，怀着对美好爱情的憧憬，得到的却是恋人的粗鲁和野蛮，成业凭着男人本能的驱动把她当成欲望的对象，毫无爱情可言，更不用说爱护她，即使她在生病时成业还是“用腕力掳住病的姑娘，把她压在墙角的灰堆上一一被本能支使着想要动作一切。”而金枝则像一只羔羊在颤抖着，祈求着和抗拒着，而成业丝毫不在意，“管他妈的，活该愿意不愿意，反正是干啦!”一个“干”字，活脱脱的体现出男人的野蛮、霸道和男女之间不平等的性关系。在这里，男女之间没有真正的情感交流，有的只是如同动物般的毫无人性的占有，女人的爱与欲望遭到了极端的忽视与无视，她们只不过是男人俘获的性奴隶!因此，当成业的婶婶感叹着青春易逝，男人靠不住时，其间也包含着女人无爱悲剧的宿命论。
总之，在萧红的作品中，女性完全处于不幸和苦难的包围之中。她们是阶级压迫的受害者，是民族灾难的牺牲品，更是男人的奴隶和私有财产。萧红从底层妇女的最普通最悲惨的日常生活出发，关注她们的生与死，冷暖与饥饱，性爱与生育这些最基本的人生问题，表现了当时中国大地上最平凡的女性的悲剧，也正是因为其普通与平凡，才更令人触目惊心，也更具有典型性。她用血泪之作向人们揭示了旧时代劳动妇女动物般的生存状态，以及她们生命的无意义与无价值。
二、 探询女性悲剧命运的根源
萧红怀着人道主义的悲悯情坏始终关注着旧时代女性生存的苦难和生命的悲剧，她用苍凉悲凄的如椽大笔为她们发出愤怒的呐喊和强烈的抗议，倾吐自己心中的痛苦和悲愤。她以自觉的女性主体意识对女性的苦难和悲剧命运作出了理性的批判和反思。萧红对造成女性悲惨命运和苦难的生存状态的根源从两方面进行了理性的思索:一方面，从客观外在环境来看，除了阶级压迫、战乱等给女性带来无尽痛苦，
最主要的是来自男性世界的欺凌、压迫和伤害;另一方面，从女性自身来看，是来自女性内在精神世界对自我的扼杀。这两个方面共同承担着萧红在文化意义上对女性悲惨命运和苦难的生存处境的追问与反思。
(一)、对男权的批判
我们知道，萧红在创作初期由于受到左翼作家的影响，她总是采用政治、阶级的视角反映劳动妇女的悲惨命运，将批判的矛头指向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比如《王阿嫂之死》、《夜风》、《看风筝》等收在《跋涉》中的几篇小说。也是当时许多作家采用的一种写作角度。但是从《生死场》开始，萧红就突破了这一公共话语模式，在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展示中，将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了男权。萧红是成长于“五四”新文化的启蒙思想的背景之下，有着觉醒的女性意识，她的一生不仅亲身体验到阶级压迫，民族灾难，饥饿，贫困，疾病对女性的威胁，而且千百年来男权意识的性别压迫，给她造成的身为女性的生活不幸和情感痛苦，更是刻骨铭心。她深深感受到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伤害是女性最为深重的灾难，因此，她的一生都在与男权作着斗争，从她反抗包办婚姻，逃离父亲的家庭，以及后来为了维护女性的尊严毅然决然地和萧军分手，可以看到萧红作为一个觉醒女性敏感自尊的灵魂。她把自己这种坎坷的经历融入到作品中，在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展示中消解着男性的权威。
其实，敏感的萧红还在很小的时候，就已朦胧意识到在以男权为中心的社会中男子至高无上的权威。从她所生活的家庭中，她己经明显地感受到了这一点。她看到父亲不仅对她、对下人、以及对祖父都“没有好面孔”。就是新娶来的继母也是“喜欢她的时候，便同她说笑，他恼怒时便骂她，母亲也渐渐怕起父亲来”，“母亲不是穷人，也不是老人，也不是孩子，怎么也怕起父亲来呢?我到邻居家去看看，邻居家也是女人怕男人。我到舅家去，舅母也怕舅父”。这就是男权中心的社会，它赋予男子至上的权威与绝对的权利。自从人类进入父系社会开始，男女之间的等级划分已存在，犹如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明显的等级划分，女子从出生开始就被打上等级的烙印，她们始终处于卑下的地位，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便鲜明呈现了女性的卑下地位。
乃生男子，载寝之床，载衣之裳，载弄之璋。其泣嗅哩，朱带斯皇，室家君 王。
乃生女子，载寝之地，载衣之褐，载弄之瓦。无非无仪，唯酒食是议，无父母治催。《小雅·斯干》 男女从一出生，便受到不同的对待。男孩子睡的是炕床，穿的是衣裳，玩的是玉璋，成家立业做君王;女孩子睡的是地，包破布，玩纺线团，好坏善恶不用分辨，‘懂得做吃的就行。另外，《易经》、《韩非子》、《春秋繁露》、《白虎通义》等把重男轻女的意识作了哲学的和伦理的提升:《易经》称男为阳，为乾、为天;女为阴、为坤、为地。“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地不可以逆天，以喻女应该服从男，男为主动，女为被动。韩非子是最早表述“三纲”观点的，“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韩非子·忠者》)，董仲舒则从他的神学的哲学体系出发，对阴阳，男女关系作了本体化的处理“阳贵而阴贱，天之制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丈夫虽贱，皆为阳，妇人虽贵，皆为阴”(《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三纲者何谓也?君臣、父子、夫妇也”(《白虎通·三纲六纪》)，从此以后夫为妻纲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处理男女关系的至上伦理道德规范。封建的男权社会就是这样用一系列的条例束缚着女性，同时维护着男性的权威，而在男性至上权威的重压下却
是女性的血泪历史。在生活中，男人将女人视作自己的私有财产，作为转嫁贫穷、屈辱、灾难的容器，任意支使打骂，女人只有默默地承受。女人终生都是在辛苦的劳作中，痛苦的生育中，无爱的性中遭受着男人的摧残和践踏。她们永远生活在男性控制的阴影中，无法与男人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获得男人的理解和尊重。在萧红的笔下，男人在女人面前永远是“炎凉的人类”，他们如“石块般”的冷漠、“太阳般”的暴烈、“老虎般”的凶残，象“禽兽”一样地在女人身上发泄着他们的本能。而女人在男权、夫权的重压下，始终抬不起头来，她们是“老鼠”、“猪狗”、“罪人”，她们触摸不到生命的价值，是被抽空了内容的虚指。正是来自男性世界的压迫和伤害泯灭了女性的生命活力，摧残了女性正常的人性，践踏她们作为“人”的独立人格和尊严。萧红从对女性悲惨命运的刻画中(上一节已论述，在此不赘述)，暴露了男权文化的弊端，与此同时也构成了对男性权威的消解。
萧红作为女人，始终注视着女性的苦难人生。除了以女性不幸的命运来消解男性权威外，在散文《三个无聊的人》中，萧红直接在文本中讽刺揭露了男权社会里，男尊女卑的封建观念和新式知识者的虚伪面目，明确地表达了她对男权社会的强烈不满和对女性自主意识的弘扬。另外在《女子装饰的心理》一文中，萧红更是强烈地谴责了传统男权文化对女性的漠视，一针见血地指出“在文明社会，男子处处站在优越地位，社会上的一切法律权力都掌握在男子手中，女子全处于被动地位。”她充分意识到了男性中心文化对女性的压制和扭曲。在《呼兰河传》中，萧红描述呼兰河小城人的精神盛举时，有一节“四月十八娘娘庙大会”，讲到娘娘庙里的塑像时，萧红是这样写的:
塑泥像的是男人，他把女人塑得很温顺，似乎对女人很尊敬。他把男人塑得很凶猛，似乎对男人很不好。其实不对的，世界上的男人，无论多凶猛，眼睛冒火的还未曾见过。就说西洋人吧，虽然与中国人的眼睛不同，但也不过是蓝瓦瓦的有点类似猫头鹰的眼睛而已，居然间冒了火的也没有。眼睛会冒火的民族，目前的世界还没发现。那么塑泥像的人为什么把它塑成那个样子呢?那就是让你一见生畏，不但磕头，而且要心服。就是磕完头站起再看着，也决不后悔，不会后悔这头是向一个平庸无奇的人白白磕了。至于塑像的人塑起女子来为什么要那么温顺，那就告诉人，温顺的就是老实的，老实的就是好欺侮的，告诉人快来欺侮她们吧。
所以男人打老婆的时候便说:“娘娘还得怕老爷打呢?何况你一个长舌妇!”可见男人打女人是天理应该，神鬼齐一。怪不得那娘娘庙里的娘娘特别温顺，原来是常常挨打的缘故。可见温顺也不是怎么优良的天性，而是被打的结果。甚至是招打的原由。
这段话表达了萧红对男权中心社会的深刻批判。她尖锐地指出，男权社会从根本上就赋予了男性凌驾于女性之上的权利，肯定了男性对女性欺压的合理性和天然性。深刻地揭示出“女人并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变成的”这一性别定义。在一个男权社会里，女人的形象是由男人根据他们的欲求来塑造的。她的理想标准也是由男人为了便于统治的需要而赋予的和规定的，女人只是男人欲望的对象，是男性理想的载体。男性中心社会赋予了男人无上的威严与绝对的权力，男人不仅有统治女子的权利，而且还包括他有权力为整个社会制造这种统治的根据。这就是造成中国女性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萧红以强烈的女性意识对男权社会进行无情的批判和揭露，同时她又以先觉者的理性目光对女性因自身的痛病而造成的人生悲剧进行着深刻的反思。 （二）、对女性自我的反省
众所周知，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和歧视是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逐渐完成和巩固的，由于历史的沿袭，这种观念己经形成了一种稳定的集体无意识，存在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中，并以习俗的形式代代相传。这就如同一把横在女性头上的利剑，虽然看不见，可是它强大的力量是不容置疑的。身为女性，从小就生活在它无形的包围之中，按照它规定好的模式亦步亦趋，众多的女性己自觉地把它的条款内化为自己的自觉要求。就如同尼采所说“男性为自己创造了女性形象，而女性则模仿这个形象创造自己”。②她们的命运在被虐和自虐的两重迫害中沉浮。
在《生死场》中，女性的悲剧命运是在男性的权威笼罩下展开的。在男性的权威下，女性没有反抗只有顺从，她们不争夺权利，只是被动接受，麻木地认同既定的现实。女性的这种麻木、顺从、无言默许了男性权威的长期合理存在，它己经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心理积淀深深地潜藏于女性的意识深处，女性已经把它内在化、心理化了，这在无形中又维护了男性权威的稳定地位。金枝、福发婶在被男人粗暴的占有以后，传统的贞操观使亲人们羞愧难当，只有忍气吞声地嫁过去，奴隶般的被任意打骂。麻面婆对跋腿、懦弱的二里半的斥责，也从不敢反驳，“她的心永远像一块衰弱的白棉”;《生死场》中的女人们聚在一起以房中的隐私相互调笑，她们永久都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在充塞。她们在无意识中将自己作为男性发泄的工具，俯首帖耳的行为表明了女性灵魂的麻木。女性在麻木、顺从中忍受着男性的欺凌和压迫，同时也木然地看着自己的同性在痛苦中煎熬，金枝为生活所迫不得不到城里谋生，却遭到强暴，可是她那颗破碎的心灵半点也得不到周围那些与之有着相同遭遇的女人的同情和关切，甚至于连自己的亲生母亲在金钱的诱惑下，也忘记对女儿的抚慰与怜爱，还急不可待地催金枝再去进城，用牺牲人格尊严换取她们的生存.需要。
同样，在《呼兰河传》中的女性也没有自我意识，对一切都是逆来顺受，甚至认为本该如此。老胡家的大孙媳妇被丈夫打了，不仅没有任何反抗，反而说:“哪个男人不打女人呢?”于是便“心满意足地并不以为那是缺陷了。”她们深受男性的凌辱与欺压却麻木不仁反而以男性的标准来规矩稍有反抗的同性。在《呼河兰传》中，萧红给我们展示了悲惨地死在自己同类同性手下的两位女性。小团圆媳妇原本是一个健壮、活泼、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生命:“她的头发又黑又长，梳着很长的辫子，普通姑娘们的辫子都是到腰间长，而她的辫子竟快到膝间了。她脸长得黑乎乎的、笑呵呵。”就是因为她的这些特征与人们印象中的团圆媳妇的形象不大相符。嫁到婆家后就遭到人们的种种非议，百般挑剔，院子里的人说她:“太大方了，不像个团圆媳妇”;周三奶奶说:“见人一点也不知道羞”;杨老太太说:“头一天到婆家来，吃饭就吃三碗”;老厨子说:“没见过，大模大样的，两个眼睛骨碌骨碌地转”;有二伯说:“团圆媳妇也不像个团圆媳妇了”;左邻右舍都说哪有那样的团圆媳妇一点也不害羞，坐到那儿笔直，走起路来，走得风快。于是，婆婆为了规矩她，给她“下马威”，白天黑夜地打她。她的哀号和反抗，换来的是更无情、更残酷的折磨:婆婆用烧红烙铁烙她的脚心。团圆媳妇被打出病来了，婆婆在邻里献计献策的鼓励下，花钱为她请巫医，后来，洗烫水澡，最终把一个活泼的、笑呵呵的小团圆媳妇用开水烫死了。这些人，她们也许并非出于歹意，就像小团圆媳妇的婆婆所说的那样:“虽说我打得狠了一点，可是不狠哪能规矩出一个好人来。”正是这些“无意识杀人团”害死了小团圆媳妇。同样她们对王大姐也毫不放过，王大姐是马车夫的女儿，能说能做，是人们公认的漂亮能干的闺女，高高的身材，大大的眼睛，像一棵大葵花，干起活来赛过男人，连小镇上的一些大户人家都愿意她去做自己家的媳妇。总之，人人
论萧红小说创作中的女性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