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
作者：王汝良
来源：《东方论坛》 2016年第4期
王 汝 良
在东方文学研究领域，东方古代文学的总体研究异常落寞。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对东方文学的统一性存在质疑，从而失去了进行总体研究的基础；二是对总体研究抱有偏见，认为这种研究过于空泛，难以取得令人信服的成就；三是畏于研究难度，因为总体研究需要宏阔的学术视野、深厚的学术积淀和长期勤勉的付出。侯传文先生的著作《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出版）回答了以上问题，成为东方文学研究、比较文学研究和东方学研究的又一力作。
一、大东方文学与东方大文学
较之对“二希”传统（古希腊罗马文化和古希伯来文化）一脉相承的西方文化，地域广阔、文化多源、发展历程有异的东方文化具有多元性这一特征。文学是文化的重要分支，东方文化的多元性决定了东方文学的多元性。于是，是否存在一个具有统一性的东方文学，乃至东方文学的学科基础是否存在，便成为了东方文学总体研究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对此，《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做了认真的辨析。作者认为，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共同作用下，具有多元特征的东方文化具有更大的统一性，“在文化统一性的基础上，东方文学在真善美的追求方面表现出一些不同于西方文学的特色。作为外在表现，古代东方文学在文体文类、主题母题等方面具有相通性，近现代东方文学在文学思潮方面具有相通性。”[1] （P4）也就是说，“多元的统一”成为东方文学的基本特征。对具有多元性和统一性的东方文学进行总体研究，既是建构东方文学学科基础、促进东方学发展的要求，也是推进东方文学研究走向深入的必然。做好这项工作，需要一种超越以往的国别研究和纯文学研究的意识和视野，那就是作者始终贯彻的“大东方文学”和“东方大文学”的学术理念。
大东方文学，就是指在对东方各国文学进行研究的同时，将东方文学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总体观照，这其中有两个要点：一是东方文学不应该是国别文学或地区文学的简单组合，二是东方文学应该包括中国文学。[1]（P7）作者一直力倡“大东方”的学术理念，即研究东方文化现象和文化发展规律时，不应有中国文化的缺席，因为，中国地处东方，且是东方大国，中国文化本属东方文化的重要一脉，将其纳入比较视野不仅有助于加深对东方文化统一性的把握、加强在世界文化对话中的话语力量，还可以促进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从而实现自身的更新与发展。况且，如果将中国文化排除在外，历史上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朝鲜、日本、越南等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也基本被排除在外，也就是说，东方三大文化圈的东亚文化圈被排除在外了，那么，在只有其它两个文化圈基础上得出的研究结论，还适应于整个东方吗？其学术价值还有多大？所以，在作者看来，包括中国在内的“大东方”理念应该被提倡和坚持，其前期著作《东方文化通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和《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即是此理念的具体实践文本。《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亦是如此。综观全书，在空间范围上，中国、日本、朝鲜、印度、埃及、波斯、希伯来、阿拉伯等，东方三大文化圈内诸多国家和地区的文学，均纳入作者的考察视野。这其中，辉煌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学，成为溯考东方文学演变历程、总结东方文学发展规律的重要立足和参照。如，中国儒道文化的“天人合一”，与印度文化的“梵我同一”、西亚北非文化的“人神合一”一起，共同构成东方人面对和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神、人与自我关系的哲学基础，是东方文化和东方文学具有统一性的内在根源，也是古代东方文学以和谐作为自己共同审美追求的深层文化基因。
东方大文学，是指东方文学研究应该超越纯文学的研究，以跨学科的思路，将文史哲神等学科作为一个文化整体现象来进行观照。东方文学发展的实际就是这样的大文学的历史。从上古时期的文史哲不分，到中古时期的文史哲和宗教互涵互动，一直到多元并举、众声喧哗的近现代时期，无不如此。基于这种实际，东方文学研究特别是总体研究应该采用一种超越纯文学，涵融文学、历史、哲学、宗教、民俗、伦理、法律等的“大文学”视野和思路。此外，“文学的现象往往不能用文学来解释，文学的文本也不能仅仅解释为文学现象”[1]（P13），以广义的文化视角所进行的研究与主张文本自足的内部研究相结合，是进行文学研究特别是总体研究的恰当途径。当然，这种“大文学”研究不是对纯文学进行消解，“大文学不是泛文学，更不是泛文化，因而不是简单地从文学走向文化，而是以文化阐释文学，以文学解读文化，文学仍然是其立足点和最终归宿。”[1]（P10）的确，通读全书，作者始终在贯彻这一思路，即引导读者通过触摸文化的根脉之深实，来欣赏文学的枝叶之丰美；通过探幽东方文化这一广袤森林，最终览胜东方文学这一参天巨树。
二、比较视野与阐发研究
“大东方”与“大文学”视野下的东方文学，与比较文学有着天然的有机的联系。“大东方”是指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各国各民族，“大文学”指涉包括文学在内的各学科，那么，这种跨文化、跨民族、跨学科的文学研究，正是比较文学研究的典型特征。《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自始至终贯彻了这一思路。
总体研究不是对国别文学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内部系统整合。要实现这种系统整合，自然需要在东方各国文学之间进行比较。比较，包括比“同”和比“异”两个方面，对东方文学来说，比同可以体现其统一性，比异可以体现其差异性，也就是说，正是在比较中突显东方文学“多元统一”的特征。如，史诗这一文类曾对东方各民族文化特质和民族精神的形成起到奠基作用。古巴比伦史诗《吉尔伽美什》中吉尔伽美什与恩启都亡灵的对话，是西亚北非地区关注来世生活这一文化传统的萌芽。印度史诗《摩诃婆罗多》中坚战五兄弟出生入死夺取政权，最终却厌倦世俗生活、寻求解脱，史诗中的主要宗教插话《薄伽梵歌》也以宣扬对神的无限虔敬以获得最终解脱，这都是古印度仙人文化出世精神的表现，并对后世印度教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比较中发现，东方各民族的上古史诗分别对三大文化圈的来世主义、出世主义和现世主义的文化传统起到了奠基作用，体现了东方文学和东方文化的多元性。同时，东方史诗的一些共同特征也得以突显，如，几大史诗的主人公，吉尔伽美什、坚战和罗摩等，都是一些追求政治理想、尊崇正义伦理、富蕴内省精神的文化英雄，而非以捍卫个人荣誉和利益为最高追求的战斗英雄。这些东方史诗的统一现象，既是东方文学统一性的突出表现，也是发掘和阐发东方文化统一性的重要立足点。
如果说，东方各国文学之间的比较是在研究过程中自然而然地得到运用，那么，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的比较则是有意的和必需的。这是因为，东方文学是相对于西方文学而言的，进行东方文学总体研究，最主要的目的是为探究东方文学的统一性，作为另外一个参照体系的西方文学，自然成为比较的对象。以东西方戏剧的比较为例。在起源方面，欧洲古希腊戏剧起源于严格的宗教祭奠活动，东方戏剧却更多地来自宫廷或民间的娱乐性表演活动；在形式方面，西方戏剧重视情节和叙事，东方戏剧却不重情节，更多地注重表演；在内容方面，西方戏剧重视摹仿现实，东方戏剧却重在抒情性表现；在审美方面，西方戏剧追求崇高，东方戏剧却注重和谐。[1]（P101-116）可以看出，以上东方戏剧传统的诸多特征均是在同西方戏剧的比较中得以归纳和突显。作者在《东方文化通论》和《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代文学》中也自觉并成功地运用了这一意识和方法。这同现今众多西方文学研究论著很少提到甚至绝然不提东方文学的状况形成鲜明对比，原因是多方面的。客观上，西方文学的脉络相对清晰，对文学现象和文学发展规律的把握相对容易；主观上，则难免与西方中心论有关。此外，国内不少学者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名称至今心存质疑，认为研究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没有什么关系，将这两个方向放在一起并不合适。这种观点值得商榷。一方面，他们忽视了“世界文学”这个
概念的广义理解，只取其国别文学之义；另一方面，即使只将“世界文学”理解为国别文学，也不能否认，在研究国别文学的过程中，总会有意或无意地运用比较文学的意识和方法，很难想象一位中国学者在研究外国文学时会完全脱离自身的文化传统。从这个意义上说，《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的学术价值不止于东方文学领域，对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同样具有实践作用和启示意义。
比较文学的具体研究方法，主要有影响研究、平行研究和阐发研究等，《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则对这几种研究方法有着综合运用。在东方各国别文学之间、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都既存在因文学、文化交流而产生的影响关系，又有着虽无交流但却在母题、主题或外在表现上的相通和契合，所以，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这两种方法均不可少，只是在统一性更强的东方各国文学之间，影响研究居多；在差异性更大的东方文学与西方文学之间，平行研究更重。此外，阐发研究也在著作中得到了恰当运用。阐发研究，是由中国台湾学者最早提出、后经大陆学者发展完善的一种研究方法，其基本含义是指运用一种恰当的外来理论模式解释本民族文学中的作品或文学现象。作为一种后起的研究模式，阐发研究对丰富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促进跨文化比较研究，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实践研究中容易落入的一个误区是单向阐发，即单纯地以西方理论来阐发本民族文学，为此，学者们强调，“阐发研究决不是仅仅用西方的理论来阐发中国的文学，或者仅仅用中国的模式去解释西方的文学，而应该是两种或多种民族的文学互相阐发、互相发明。”[2]（P145-146）对此，《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作者保持了理论的清醒和自觉。一是在对西方理论进行借鉴运用的同时，并未一味盲从。如对悲剧这一文类的界定和理解方面，作者在分析中国、印度和日本的一些戏剧作品后认为，“东方无悲剧”的说法并不恰当，“应该基于东方文化对悲剧进行新的界定，从东方的宗教哲学中探寻悲剧观念和悲剧意识的生成基础，从东方戏剧作品中概括其表现方式和表达模式。”[1]（P116）二是强调了双向阐发的必要性并在研究中予以运用。作者认为，“西方理论与东方文学的双向阐发，既有助于挖掘东方文学中长期被湮没被忽略的因素，又可以用东方智慧来丰富文学批评理论，使之东方化，有助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本身的深化和发展。”[1]（P6）如，神话——原型批评，侧重于对文学史上一些具有普遍性的文学现象进行原型探源，经弗莱等的理论建构和实践示范而备受关注，曾被西方学者列为文学研究四大方法之一或文学批评的五种模式之一。[3]（P2）在《佛经的文学性解读》中，侯传文先生曾通过佛经文学与原型批评理论的互相阐发，为东方文学与这一理论的双向阐发开了先河。《跨文化视野中的东方文学传统》再次做了有益的示范。如，在研究东方神话时，作者注意到，作为世界神话源头的东方神话，其原型意义也是无与伦比的。著名的伊甸园神话中，那个没有自然灾害和社会矛盾的永恒完美的理想境界，成为人类乐园情结的典型代表，是一种古老的具有普遍意义的神话原型。古埃及和古巴比伦神话中的“生——死——复活”的循环模式，则是后世西方文学中常见的“死亡——复活”这一原型模式的渊源和扩展，这种解读，也是对产生于西方的原型批评理论的一种东方化阐释。
三、传统探源与现实关怀
广博深湛的东方文学和文化，历史上曾对世界文学和世界文明做出过巨大的贡献。认识东方，成为众多西方学者的学术兴趣和研究方向，于是，作为一门学科，东方学最早在西方建立，并在实践研究中涌现出大批丰硕的成果，为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学者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和借鉴。近年来，国内的东方学研究也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文化史”的顺利进行，近年来孟昭毅、王向远、朱威烈、王邦维等学者对建构中国“东方学”学科体系的呼吁和讨论，将新世纪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然而，认识自己，对东方传统进行系统的观照和总体的研究，这方面成果还非常缺乏，原因是多方面的，引言中已经做了初步分析。然而，研究传统是对自身的审视，要实现对传统的扬弃，有效地与西方对话，没有对自身的清晰认识和把握，从何谈起？建立东方学中国学派，这些基础性的工作，虽然难度大，还是要去做的。侯传文先生多年来一直在默默耕耘，此前的众多著作如《东方文化通论》 《佛经的文学性解读》《话语转型与诗学对话——泰戈尔诗学比较研究》《多元文化语境中的东方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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