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隐忍是不是提高了执政者的道德水平呢,是不是使得治人者有些许的良心发现而减轻压迫呢,或者反过来说，是不是在更大程度上出现了相反的变化呢,牛马般地付出，绵羊般地忍耐，换来的却是虎狼般地侵害，那么，这忍耐究竟是助恶呢，还是扬善呢,而几乎所有脑满肠肥的“城市贵族”，甚至是专家教授，开车
玩一回“农家乐”回来盛赞农民的乐天知命，而他们哪里知道隐藏在这笑容背后的是永无止境的伤害积淀而成的无奈。无数次的哀哭使他们知道，哭没有用。没有人因为他们哭丧着脸而给予帮助。德蕾莎修女自述，她在印度贫民窟里帮助的人，从来不上教堂，因为衣衫褴褛;不会哭泣，因为没有眼泪;从来不祈祷，因为没有用;甚至不会请求，因为没有人会理他们。中国农民从来不上教堂，是因为没有教堂;从来不请求，是因为上帝听不见;经常笑逐颜开，是因为不担心有人会罚他不当农民。
诚然，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可供人们选择的自由总是有限的，但是在自由竞争的社会里，人们知道，只要我肯牺牲一些在我看来不重要的价值，加上努力，就总是可以达到目的。再也没有比我十分清楚我怎样努力都不能改变命运更令人绝望的了。一个人的处境可以不理想，但他如果知道这只是因为我自己不愿放弃安逸，开辟新天地;只要我愿意，就没有哪个人或组织可以阻止我追求幸福的进程，那么，这现状就变得可以忍受。在这儿，忍受不忍受苦难，何时动身追求新的生活，新生活的标准是什么，完全由我自己决定，不是任何人或组织灌输的结果。
中国人，尤其是那些从皇帝身边讨来了纸笔的人，先是
大言欺人，要人“非礼勿视，非礼勿听”，老老实实做顺民，做奴隶，不但要做奴隶，而且要从奴隶的命运中寻出美来。时间长了，自己也糊涂了，只能自欺，欺己。灾难和苦痛一来便背诵亚圣语录:“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也。”而问题是这“苦”、“劳”、“饿”、“空”、“乱”真是由天降的吗,如果真是由天降的，它使人掉
价的程度当然要小得多，但我怀疑中国的圣贤鸿儒们多数时候是把人降的疾苦委之于天。因为灾难和痛苦如果是人为的，立即就存在一个如何改良的问题，于是眼睛一闭，嫁祸于天，万事大吉。
最普遍的人情是:如果疾病、灾难、困顿来源于一种不可知的力量，这种力量你把它称作“上帝”还是天都无所谓，要紧的是和种力量不是人力所能控制的，而且在任何时代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完全避免。因此，你的懊恼不是针对某人的懊恼，你的悔恨不是针对某种势力的悔恨，而且你相信，只要这种力量是来源于“天”的，那么，“天”就不可能在任何时候、任何事情上都赐给你不幸。老子讲“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就是指天地是一个自然存在，无所偏爱。但你如果知道你的命运是被一些与你一样有缺点、会跌倒、能说谎、有罪性的人控制的，而且这种控制是很难摆脱的，除非你肯牺牲自己的尊严，出卖自己的色相和金钱使那些能决
定你命运的人改变决定，你就没有办法使情况好起来。上教堂不行，因为教堂是针对上帝的呼求;去法院也不行，因为凡是能有意识陷害你的社会，所有的权力都是穿一条裤子的。这时，你就真成了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世界上最孤苦无助的人了。
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扩大选择的自由，尽量减少牺牲的程度和人数，但在个人选择个人负责的公民社会建立起来之前，我认为，最迫切的任务是政教分离，让上帝归于上帝，恺撒归于恺撒。具体地讲，就是将道德从社会实际事务中剥离出业，不要一味怂恿年轻人吃喝玩乐，做新时代的“稻草人”;也不要一味宣扬“苦难美学”，让人们沉醉其中，无怨无悔，尤其是当号召别人“不怕牺牲，排除万难”的人本身就是“万难”的制造者时，这种“苦难美学”就尤其显得别有用心。
原载《随笔》2005年第6期
[重点]狄马：荒谬的苦难美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