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鉴日本看中国人口红利
魏晓波 谭玉华
过去30年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具有明显的“东亚特征”，在外向型经济和人口红利要素方面与东亚经济的先行者——日本——有一些相似之处。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难以持续，当前中国经济正面临转型的机遇与挑战，而包括人口红利在内的诸多内外因素的转变，既是原有经济增长模式难以为继的原因，也是判断未来经济走向的关键之处。本文说明了人口红利消失与刘易斯拐点的不同，以及人口红利拐点与人口红利消失并非一回事，并利用日本经验对中国的上述周期做出预判，也分析了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和通胀所受到的影响。
——编者
从人口年龄金字塔来看，由于三次婴儿潮，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呈现锯齿形。中国属于慢增长型人口结构，塔基向上逐渐变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增长。人口老龄化比较严重的日本则为负增长型人口，塔基很窄而塔顶较宽略呈纺锤状，表明人口增长动力不足。德国和匈牙利等国家人口也类似于日本的年龄结构。
在经历了1977年－1986年的人口骤降，1987年－1991年出生人口猛增，之后再次骤降。逐年滚动形成一波波婴儿潮，需要几代人才能最终衰减成较平滑的结构。
中国1980年以后，尤其是近十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大约12‰多一点，死亡率7‰左右，自然人口增长率5‰稍多。在这样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模式下，中国人口总量的增长速度放缓。
中国的人口增长模式很快从过去的高生育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的“高、低、高”的模式过渡到目前的低生育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的“低、低、低”的模式。这与许多国家的情况不一样，大多数发达国家大约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基本上完成了生育率的转变，但它们的转变是缓慢的、渐进的，都经历了一个比较长的过程。
中国人口红利的峰值在2010年左右出现，此时人口红利最为丰厚，峰值过去之后直到2030年，人口红利仍然颇为可观，并没有进入人口负债（总抚养比<59），只不过这个红利在2010年之前是累进的，而2010年到2030年之间这个红利是逐步递减的。
从图1可以看出，从1980年开始中国由人口负债期经由1985年的盈亏平衡期的过渡，最终转变到1990年时的人口红利期。第一代婴儿潮（1950－1957年）和第二代婴儿潮（1964－1973年）出生推动抚养比上升，随着主力婴儿潮进入工作阶段，抚养比持续下降，此时出现第三代婴儿潮（1987－1991年）。以50％的总抚养比作为人口负担高低的门槛，1990年左右中国的“人口机会窗口”打开，社会享受较低的人口负担，2010年左右人口负担降到最低。
中国劳动力的结构性问题
在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发生了一系列深刻的变化，关于中国刘易斯拐点、人口红利拐点和劳动力价格上涨的关注越来越高。主要表现在：1、即使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农民工为代表的低端劳动力工资不降反升，且增速超过城市工人工资的涨幅；2、大规模的“农民工返乡潮”快速被“民工荒”所替代，低端劳动力的供给已经由总量过剩转向结构性过剩；3、各种民营和外资企业大幅度提高招工工资，各级政府大幅度提高最低工资标准；4、“劳资关系”冲突进一步加剧，工资集体协商频繁发生，罢工事件开始出现。
而中国未来10年每年适龄劳动力资源能稳定在9亿左右，劳动人口总量尚处高峰期，直到2020年以后迅速下降。仅从劳动人口总体规模而非结构的角度，无法解释近年来中国低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
根据国家“十二五”规划提出的要求，城乡居民收入增长要达到7％以上，与经济发展同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日前也提出，“十二五”期间要努力实现最低工资标准年均增长13％以上。这给人一种中国的劳动力成本正在激增的感觉，从而将增加了通胀和企业盈利下降的压力。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中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有效控制了单位劳动成本的上升。在名义工资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生产率也快速提升，单位劳动成本仅小幅增长。
一、最低工资上调影响并不大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每两年至少要调整一次。2010年以来各省集中上调，反映了2008年下半年以来，鉴于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影响，最低工资标准就一直没有调整过。所以，上调的时间窗口到了。事实上，2008－2010年最低工资上调幅度低于同期名义GDP和平均工资增长。
2008－2010年，除北京平均工资增长为18％，略低于最低工资上调20％的幅度外，所有代表性省份的名义GDP增长和平均工资增长均超过最低工资上调幅度。并且，除上海和浙江外，平均工资增长均低于名义GDP增长。
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的比例通常被用作衡量最低工资的合适性的指标。据世界银行的研究，按照与平均工资的比例，各国最低工资可以分为“低（<20）”、“中（20－30）”、“中上（30－40）”、“高（40－50）”、“很高（>50）”几类。
中国的全球平均最低工资与平均工资之比为32％。具体而言，约三分之二的省市属于“中上”类，如浙江37.87％、广东38.65％；约四分之一的省市属于“中”类或“低”类，如北京21.19％、上海21.70％；仅有两个省市属于“高”类。
二、低端服务业价格指数涨幅低于CPI涨幅
低端服务业的价格指数并没有持续地超出CPI涨幅。CPI里的家庭设备用品及加工维修服务费主要包括：家政保姆、蓝领维修工人等低端劳动力服务。以它的走势代表低端劳动力的价格方向，除2009年略微超过CPI之外，其余各年度均未超过CPI，其走势表明低端劳动力总体供需结构并没有发生明显变化。
所以，并未出现劳动力成本的全面上升，并且最低工资上调并非推动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低端劳动力价格上涨也并非通胀的原因。
就供求关系而言，来自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的资料表明，“十二五”期间，中国城镇每年需要安排就业的劳动力约2500万人。其中，青年学生约有1400万，包括700万人的高校毕业生，700万人的中专、技校、初中和高中毕业生。其余的1000多万人，包括军队转业人员、下岗失业再就业人员和登记失业人员。但城镇每年实际新增就业岗位只有1200万左右。
三、低端服务业和制造业工资的明显上涨源于供给紧张
我们注意到，中国的劳动力供给总量过剩在2005年间开始终结。季节性的劳动力短缺（如春节前后），尤其是在沿海，已经成了常态而非特例。这一现象表明在中国人口结构中，易于流动并更适于迁移需要（15岁－39岁人群）的年轻劳动力短缺情形开始突出，这部分人群也是提供低端劳动力的主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国企改革1998－2002年2000多万转向第三产业的下岗职工（1998年处于40岁－50岁）陆续退出劳动力市场。
因此，未来低端劳动力的供给紧张程度可能加剧，工资上涨速度将快于相对中高端的劳动者，而对于中高端劳动者，其实际工资增长则仅略高于实际GDP增速。
中日比较看刘易斯拐点
有观点认为各省上调最低工资标准，民工荒以及工资上涨等事件表明低端劳动力价格的上涨已成为趋势，2007年甚至更早时，中国已经越过了刘易斯拐点，因此要重新定义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式，并重新设定中国的增长潜力和消费潜力。对于这一问题存在着不同观点（表2）。
一、区分人口红利和刘易斯拐点
首先要区分“人口红利消失”和越过“刘易斯拐点”这两个不同概念。
所谓人口红利，是指一个国家的劳动年龄人口占总人口比重较大，抚养率比较低，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人口条件，整个国家的经济成高储蓄、高投资和高增长的局面。
刘易斯拐点，即劳动力过剩向短缺的转折点，是指在工业化过程中，随着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逐步转移，农村富余劳动力逐渐减少，最终枯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瑟·刘易斯在人口流动模型中提出。
“人口红利消失”指的是在人口周期中总扶养比触底后上升，伴随劳动力人口增量逐年下降，直至总扶养比超过50％。中国于2010年出现人口红利拐点，2030年左右人口红利消失。其他国家的经验显示，人口红利消失伴随着经济和工资增长放缓，甚至通缩的压力。例如日本在1990年第二次抚养比下降阶段，劳动力人口见顶而通胀率下降就是一个例子。人口老龄化可能导致生产率下降（因为年轻一代是创新主力，创新对生产率提高的贡献巨大），整体经济增长率和工资增长率下降。理论上，大量工作年龄人口（比如美国婴儿潮一代）的资产购买推高了资产价格。相反地，如果经济体在老化，年轻人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资产价格就会随着年老人口出售其资产而下降。
“刘易斯拐点”则是关于城乡二元结构和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概念，并不涉及社会总人口和劳动力总量的变化。发展中国家由于城乡的二元结构，分布在农村的“人口红利”提供了剩余劳动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过程就是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成为产业工人和城市居民的过程，在此过程中实现收入和消费的升级。刘易斯拐点问题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吸收农村和农业的剩余劳动力过程中出现的。因此，通常经过刘易斯拐点后，相当一段时间内经济还会存在人口红利，例如日本在1967年－1971年期间就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而其人口红利一直延续到2003年才结束（图2），后者晚了约30年。
在刘易斯的理论框架中，当二元结构出现拐点时，工资上涨只是一个推论，是诸多现象之一，而不是一个充分的判断条件。从理论和经验上看，刘易斯拐点包括三点核心内容：1、失业率大幅下降，社会劳动力实现了充分就业的；2、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边际产出趋同，经过刘易斯拐点意味着城乡经济的差别越来越小；3、城市化率达到一定水平。
借鉴日本看中国人口红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