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人物论
写在前面
《齐人物论》看起来和庄子的《齐物论》很相像。但这里的“齐”却是权衡、比较的意思，和庄子的“齐”南辕北辙；署名“庄周”的也是张远山、周泽雄和周实的一个三人组合。《齐人物论》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意气风发。这种快意的点评在这个充斥着虚假和流言的批评界里很让人耳目一新。在对着这精神盛宴大快朵颐的同时，我们不妨也学会纵情读书，从容做人。
周涛《老父还乡》（随笔）
我喜欢好斗的文字，一般也不习惯（甚至不屑于）用是否炉火纯青作为评价文人优劣的标准，如此，周涛铁匠铺开张般的写作，便能让我得到相当的阅读快感。他的文字火星四溅，为了分享这种写作亢奋，读者偶尔被火星珠子烫伤一点表层皮肤，看来也是必要的代价。周涛聪明豪迈，思维具有边防军的机警；部分与体内的摔跤天赋有关，文字也特别讲究战术性和攻击性，文章的攻防转换之道，更是做得老练地道。当然，物不平则鸣，因此难免也会说点过头话，如“我也是长坂坡救阿斗啊——我血染的铠甲锦袍之内，正是阿斗一般熟睡的散文婴儿啊”，只要不是反复喋喋，我倒是非常赞赏的。谁知周涛确有“反复喋喋”之病，我只能放宽标准，一笑到底。我们搞笑的文坛近期好像又有“北周南余”之说，“余”当然非余秋雨莫属，“周”倒不是本人，而是由周涛挺身垫背。我希望这个祸福难测的说法，对致力于“写天下文章”的周涛，倒能构成一大福音。只要咽下或吐出心中那口怨气，近六十岁的周涛前辈，应该还有几场好跤可摔。 崔健《一无所有》（歌词）
“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我要给你我的追求，还有我的自由／可你却总是笑我，一无所有……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我要抓起你的双手，你这就跟我走／这时你的手在颤抖，这时你的泪在流／莫非你是正在告诉我，你爱我一无所有。” 《一无所有》是中国摇滚乐的一个辉煌的开始——1986年5月9日由词曲作者崔健始唱。然而十多年过去了，除了这首《一无所有》，中国摇滚乐依然一无所有，摇滚精神更是难以为继，不仅别人无法超越崔健，崔健自己也没能更上层楼。这一现象值得深思。起点往往极高，这证明中国文化永远具有极大的原创力；但起点往往成为永远的最高，这证明迄今为止的中国文化环境对原创力具有极大的扼杀力。就像发源于世界屋脊的长江黄河永远是从最高向最低跌落一样，中国文化常常是一曲“人生长恨水长东”的哀歌，一曲衰竭之歌，一曲天鹅之歌。我还要问个不休，你何时向上走？告诉你我等了很久，告诉你我最后的要求：你这就向上走！ 否则无论有多么伟大的开端，最后你依然是一无所有。没有人会永远爱你一无所有。 韩寒《三重门》（长篇小说）
有人喜欢以爆栗为师，置身铁锅之中，火势愈猛跳得愈高，还能劈啪作欢呼声。韩寒是否属于这种类型殊难断定，因为很明显，他不是那粒自己跳进锅里的爆栗，他是被人下到锅里的，炒作对于他纯系被动状态。 天才少年永远是一个闪光的词汇，韩寒的才气不仅不容置疑，而且还人如其名地透出一股逼人的寒光：机警、冷漠、世故。我愿意在有生之年不断追逐韩寒的文字，以便完成一项微型实验，看看一位文学后生如何在众轿客的抬举声中做到不屁不颠，茁壮成长；若事有不济，那就看看他怎样被我们恐怖的媒体毁掉吧。韩寒想必知道，天才少年是一个具有时效性的词，也不乏似褒实贬之处；韩寒或许还知道，对钱钟书或任何名家的崇拜，不应成为模仿的理由。如果你的崇拜建立在对钱钟书独特性的充分欣赏之上，就不应该通过自己的模仿来试图取消对方的这种素质。你的仿作获得成功，无论对你本人还是你的崇拜对象，都不是一件值得喝彩的好事。如果夙志如此，那我无话可说，请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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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施展模仿秀吧。否则，敬请回避。当莱蒙托夫写出《当代英雄》之时，并没有人说他是天才少年。是金子都会闪光，这话的意思是，凡镀金的终会脱落。 世纪下滑线
如果鲁迅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皇家文学院的声誉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倘若沈从文走上这座举世瞩目的领奖台，国人当然不会受之有愧；假如曹禺获此殊荣，我们也不会感到意外———然而，时光忽忽到了20世纪终点，我们突然发现，中国已不再有人配得到那座价值可疑的硕大金杯了。是的，它价值可疑，且有着将本世纪最伟大作家一一排除在外的古怪癖性（如乔伊斯、普鲁斯特、卡夫卡），使我无法对它诚实地肃然起敬。但即使如此，中国当代作家仍然没有人配得到它，因而也就没资格模仿萨特的口吻对它表示不屑，当我们想到在诺贝尔文学奖的大家族里毕竟还供奉着托马斯·曼、海明威、索尔仁尼琴、马尔克斯等巨人的时候，20世纪中国文学，实际上走了一条下滑线。 诺贝尔情结
中国人为什么得不了诺贝尔文学奖？择其大者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瑞典人对我们充满斯堪的纳维亚式的傲慢与偏见，他们压根儿就没打算把这项荣誉颁给黄皮肤的中国人，因而才会有所谓“欺负巴金不懂英语，故意把人家小说翻译得不能卒读”（钱钟书语）之说；另一种正相反，即所谓瑞典皇家文学院对中国文学的偏见完全是虚构不实之论，瑞典人打从设立诺贝尔文学奖第一天起，就努力着想把大奖颁给我们，以表达他们对神秘东方的敬爱之情，只是苦于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再加又事不凑巧地丧失了一些机会（鲁迅去世太早，曹雪芹写作的时候军火大王诺贝尔还没有出生）。严格地说，“两种可能”都不具备多少理论价值，但津津乐道于前者，不会对我们文学质量的提升起到促进作用，坦然接受后者（即使明知未尽属实）却至少可以促使我们加强反省，有所长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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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语文文学讨论（美文荐读）齐人物论
